宋代朱敦儒的词其实写的不错，时人称之为“词仙”，但比诗仙知名度低太多，主要是由于儿子被秦桧拿捏把柄，75岁还被迫当了秦桧的下官，才被讥讽晚节不保。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醉千场，几曾著眼看侯王。玉楼金殿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写下这首词的时候，朱敦儒大约五十岁。宋徽宗想请他做学官，他写了一封谢辞，扔下这首《鹧鸪天》，转身离开了京城。一个“几曾著眼看侯王”的人，把满朝权贵当成了空气。

四十多年后，这个“几曾著眼看侯王”的人，在一首被人贴出来的讽刺诗里，成了被围观的对象：“少室山人久挂冠，不知何事到长安。如今纵插梅花醉，未必王侯著眼看。”

意思很刻薄：你不是不把王侯放在眼里吗？现在你插着梅花再醉一次洛阳试试——王侯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了。

这一年，朱敦儒七十五岁。他刚从嘉禾的退休生活中被拽出来，应秦桧之召，出任鸿胪少卿。

那个“几曾著眼看侯王”的人，为什么去了？

答案藏在一个细节里：秦桧先用了朱敦儒的儿子。

秦桧当国，喜欢拉拢文人装点太平。他的儿子秦熺也爱好诗词，于是秦桧先把朱敦儒的儿子安排为删定官，然后放出话：想让朱敦儒来教秦熺作诗。鸿胪少卿是个“久废之官”，一个可有可无的闲职。秦桧要的不是朱敦儒的政务能力，要的是“洛中词俊”这块招牌挂在自己门下。

朱敦儒去了。《宋史》对此事的评价只有一句，却比任何骂声都更让人无话可说：“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窜逐，故其节不终。”

一个“舐犊之爱”，一个“畏避窜逐”，把“晚节不保”这四个字拆成了两半：一半是父亲，一半是老人。他放不下儿子，也怕被流放。年轻时“几曾著眼看侯王”的狂，到了七十五岁，被“儿子”和“流放”两个词轻轻一推，就塌了。

当时就有人拿他早年的《鹧鸪天》来讥讽他。识者“怜之”。怜，不是原谅，是知道一个人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之后，连骂都骂不痛快。

朱敦儒的早年，确实有资格狂。他是洛阳人，“洛中八俊”之一，以“词俊”名于时。家境富裕，早年居洛时常寻访山川名胜，狎妓冶游，过着典型的才子生活。朝廷两次举荐他做学官，他两次拒绝。

这种狂，在北宋末年是一种姿态。一个布衣，靠词名让皇帝和权贵排队来请，还请不动。当时人把他比作李白，称他“词仙”。他的词集叫《樵歌》，词风被单独命名为“希真体”或“樵歌体”。南宋人评价宋词流变，把苏轼、朱敦儒、辛弃疾并列为“三次变革”。一个“几曾著眼看侯王”的人，在词的世界里，确实有资格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靖康之变改变了一切。朱敦儒携家南逃，从洛阳到江西，再到两广。那个写“且插梅花醉洛阳”的人，开始写“回首风云，未忍辞明主”，写“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写“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

词风从早年的浓艳，变成中年的慷慨，再到晚年的婉明清畅。三个阶段，对应的是一个人的三次退让：第一次退让，是北宋亡了，他不能再在洛阳醉梅花；第二次退让，是主战言论得罪了高宗和秦桧，他被罢官，退居嘉禾；第三次退让，是七十五岁那年，儿子在秦桧手里，他去了临安。

他在嘉禾的退休生活，本来已经活成了另一个“山水郎”。临湖建了小院，不锁门，朋友随时进来，满墙挂着乐器，桌上有水果果脯。他划着船在湖上吹笛，看见客人来了，笛声就是招呼。上岸时头上插着野花，晒得黑黑的。那时候他大概以为自己终于把“疏狂”活成了日常。

秦桧不久就死了，朱敦儒也被罢官，回到嘉禾，几年后去世，年七十九。

后世提起他，绕不开“晚节”两个字。但如果只记住“晚节不终”，就错过了他真正的价值：他是苏轼和辛弃疾之间的一座桥。他把词从花间的艳情里拽出来，写自己的疏狂，写南渡的悲凉，写看透之后的旷达。没有他，“希真体”这个词不会存在，辛弃疾那一代人接过的词坛，会少一种声音。

朱敦儒的悲剧不在于他“变节”了。他的悲剧在于，一个把“不看侯王脸色”写进词里的人，最后被证明，他也有扛不住的东西。 儿子，流放，衰老。这些东西比秦桧更沉，比“侯王”更具体。他扛了七十五年，在最后几年没扛住。

那首讽刺诗贴出来的时候，他大概想起了自己写《鹧鸪天》的那个下午。那时他以为“几曾著眼看侯王”是一句宣言，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一句年轻的话。南宋诗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