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

宋鸿钊把绒癌死亡率从90%降到15%以下。
 
一位年轻女性被诊断为绒毛膜癌，放在今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尽快分期、用药、评估生育功能。放回上世纪50年代，这几乎等同于拿到了一张死亡通知书，子宫切除往往是当时最常见的选择，患者能不能活下来尚且难说，更不用谈以后还能不能做母亲。
 
改变这一局面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宋鸿钊。
 
1915年，宋鸿钊出生于江苏苏州。1943年，28岁的他从北平协和医学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1948年起，他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从住院医师做起，后来成长为科室主任，也一步步走进中国妇产科和肿瘤治疗的发展核心。
 
当时的绒毛膜癌，到底有多危险？
 
这种肿瘤多发生在育龄女性身上，进展快，恶性程度高，发生转移后尤其凶险。过去的治疗思路比较直接，切除子宫，尽可能清除病灶，可即使这样，死亡率仍高达90%左右。对于还没有完成生育的年轻患者来说，手术带来的不只是身体创伤，也意味着母亲这个人生身份可能从此关闭。
 
宋鸿钊没有满足于切除器官这一条路。
 
从1949年开始，他带领团队持续研究绒毛膜癌的治疗方式。他注意到，这类肿瘤来源于滋养细胞，而药物有可能对这些异常细胞产生作用。既然手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能不能用药物直接攻击肿瘤，同时保住患者的生育能力？
 
这个想法在当时并不轻松，既缺少成熟经验，也缺少可以直接照搬的方案。治疗剂量怎么定，疗效怎么判断，转移患者如何处理，每一步都需要临床观察和反复验证。
 
1958年，宋鸿钊首创采用大剂量5-氟尿嘧啶等化学药物治疗绒毛膜癌。结果很快改变了人们对这种疾病的看法，初治患者死亡率从90%下降到15%以下。
 
这不是简单换了一种药，而是把治疗逻辑改了。
 
过去更多是切掉子宫，争取保命。宋鸿钊推动的方案，则是在控制肿瘤的同时，尽量保留患者的生育器官。患者治愈后还能不能怀孕，孩子是否健康，也成为治疗效果的一部分。
 
后来，部分患者康复并生育，所生子女正常，遗传学检查也没有发现异常。对于那些曾经被认为只能失去生命，或者只能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来说，这样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不难想象。
 
有人把绒毛膜癌称为癌症治疗史上的特殊存在，因为它恶性程度高，却对化疗相对敏感。今天，绒毛膜癌和相关妊娠滋养细胞肿瘤已经形成了更细的分期和风险评估办法，医生会结合病史、检查结果、转移情况和治疗反应来安排方案。也就是说，不能把所有患者都简单归到同一种情况里，治疗效果还会受到发现早晚和疾病风险等级影响。
 
但这并不影响宋鸿钊当年工作的分量。那时没有现成答案，他要做的，正是从病例中寻找规律，再把规律变成能够救命的治疗方法。
 
他还提出了绒毛膜癌临床分期方法，后来被世界卫生组织采纳，成为全球通用的分期标准。分期听起来像是医学术语，说白了，就是先判断肿瘤发展到了哪一步，再决定治疗强度和治疗顺序。没有清楚的分期，医生就很难准确判断患者处在什么风险中。
 
这个思路后来影响的不只是绒癌治疗，也影响了肿瘤医学看待疾病的方式。肿瘤不再只是一个需要立刻切除的包块，而是要看它从哪里来，扩散到哪里，对什么药物敏感，患者未来还有哪些生活需求。
 
1985年，宋鸿钊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0年，他获得陈嘉庚首届医学奖。1995年，他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4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些荣誉是对结果的确认，更重要的记忆，还是那些重新回到生活中的患者。她们不只是从病历上消失，也有机会结婚、生育、陪伴孩子长大。医学的价值，往往就藏在这些具体的人生变化里。
 
从国际范围看，绒毛膜癌的治疗进步也经历了从手术为主，到化疗、分期、风险分层不断完善的过程。像英国伦敦的绒癌治疗中心，后来也长期积累了相关疾病的诊疗经验。不同国家的路径不完全一样，但方向相近，都是尽量提高治愈机会，同时减少不必要的器官损失。
 
所以，那句如果一生必须得一次癌，最好是绒癌，并不是在鼓励任何人轻视癌症，而是在说明一种治疗结果的变化。曾经死亡率接近90%的疾病，经过研究和规范治疗，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生存希望。
 
真正关键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宋鸿钊当年提出的那个问题，能不能在救命之外，再为患者保留做母亲的机会？
 
答案，是他和团队用几十年时间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