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一女子是工学硕士研究生，但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多年前在家中走失，十多年后才被志愿者在一个村子里找到。此时女子已和一男子同居，并育有一儿一女。案发后，男子被刑拘，但检方决定不起诉，理由是两人长期稳定同居并育有子女，不构成强QJ。另一头，同村两名村民趁机与女子发生多次亲 密关系，被检察院以涉嫌多次QJ女子提起公诉。网友不禁要问：什么算“愿意”，什么算“欺负”。
 
据悉，女子卜某是榆次人，1979年生，读的是工程力学，2008年硕士毕业。可惜从2009年起，她精神就出问题，住过院，吃过药，时好时坏。
 
2011年5月26日，她趁家里没别人，自己出门，再没回来。
 
她哥卜先生后来反复想：那天门是不是没插好，妹妹是不是又犯了糊涂。可答案早被十三年风吹散了。
 
卜某失踪后，先是在和顺县青城镇一带流浪。村民郭某那年七八月间，在村口看见一个女人，蓬头垢面，蹲在路边喝脏水，说话答非所问。郭某心软，先把人领回自家。
 
没几天，卜某跟着郭某去地里，碰上同村汉子张某军。张某军比她大几岁，家里穷，没成过家。卜某听见他喊吃饭，就跟着进了他家门。这一进，就是十几年。
 
头两三个月，两人像搭伙过日子。张某军出去打零工、种地，卜某在家糊墙、看孩子、绕村口转悠。她能去小卖部买糖，能和邻居闲扯两句，不怎么被锁着。
 
2013年，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张某军在村里摆了几桌，算“补办婚礼”，但没领证。后来又生了一胎，中间还有一个娃送了人。
 
2015年前后，卜某又生下一个婴儿，张某军说家里揭不开锅，托人找了庞某家，收了4万“抱养费”，把孩子给了出去。
 
2020年往后，同村的张某国开始往张某军家跑，明知卜某精神不对，先后在2020年夏到2024年春，四次和她发生亲密关系。
 
有两次，张某军不在家；有一次，张某国还借着酒劲，对张某军家小女孩有猥亵动作，听见脚步声才缩回去。
 
另一个同村人张某林，2022到2024年，三次进屋。卜某多半一个人躺在床上看电视，他关门，事后走人。
 
这些事怎么没被拦住？卜先生后来说，妹妹病得连“不愿意”三个字都凑不完整。
 
2024年，经鉴定，卜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2024年11月，寻亲志愿者介入。志愿者朱玉堂根据线索找到石叠村，见到卜某。她能说出自己和亲人的名字，状态比预想的好一些。志愿者联系上卜某的父亲和哥哥。
 
11月30日，卜某被接回家。
 
回家那天，卜某穿着旧袄，和卜某一起出现的，还有张某军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儿子12岁，女儿8岁。
 
很快，警方对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张某军被刑事拘留。
 
2026年1月22日，检方对张某军作出不予起诉决定。理由：长期稳定同居、育有子女，不构成强奸罪；送养婴儿收取费用属民间送养，不构成犯罪。
 
不过，张某军同村的两个村民就没这么“幸运”了，他们涉嫌多次QJ卜某，被检方公诉了。
 
10月30日，代理律师说，11月4日这个案件将在法院开庭宣判。
 
对此，有人说，不起诉张某军我能理解"过日子"的考量，但同村那俩人明明是趁虚而入，必须严判。
 
在法律上，为什么张某军没被起诉，而同村的两个村民却被起诉呢？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 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解释明确，“其他手段”包括利用妇女因精神病、智力障碍等不能辨认或不能表达性自主意志的状态。
 
卜某在2024年鉴定确认患精神分裂症、无性自我防卫能力，即她缺乏对性行为意义与后果的判断力，法律不认可其“同意”有效。
 
也就是说，通常来讲，在明知卜某精神有问题的前提下，无论是张某军，还是两个村民，均构成以“其他手段”侵犯卜某，涉嫌QJ罪。
 
但是，《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本案中，张某军是2011年把卜某带回家，熟悉后发生关系，之后长期稳定同居、共同育儿、操持家务、负担开支，村里办过酒席，确实和“潜入别人家强行发生关系”有本质区别。
 
同时，卜某能去小卖部、能和村民聊天、行动自由，没有证据证明被捆绑、威逼、囚禁。
 
基于此，检察院可能基于证据不足也可能是认为犯罪情节轻微，遂作出了不起诉决定，并无明显不妥。
 
相反，两个村民没有特殊情况，被提起公诉，情理之中，两人将面临严厉的刑事追责。
 
至于，张某军送养婴儿4万，检方认定是生活困难下的民间送养，不是拐卖牟利，不追诉刑责，也有一定合理性。
 
但是，不起诉不等于无罪认定，被害方不服仍可申诉或自诉。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