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料到，一个副厅级干部，退休后第一件事竟然是赴日定居，改名河村忠志。他叫曲宝全，吃着中国百家饭icon长大，一路官至高位，却在 55 岁那年摇身一变成了 "河村忠志"。

信源:北京青年报——日本icon遗孤:“硬件是日本的,软件是中国的”

1945年2月，曲宝全出生在东北。当时日本战败在即，他的亲生父母作为日本“开拓团icon”成员在战乱与逃亡中双双身亡，只留下几个月大的他躺在废墟里嗷嗷待哺。

救他的是一对普通的中国夫妻。养父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人，在当地会社做西餐厨师，养母是吉林公主岭人。家里日子本就不宽裕，还是把他和另一个大他三岁的日本女孩一起抱回了家，女孩成了他的姐姐。两个没血缘的孩子，就这么在东北的屋檐下扎了根。

养父脾气急，对自家孩子难免严厉，唯独对他从没动过手。他六岁头一天上学，养父特意跑到教室窗外站着听了半节课，这事他记了一辈子。姐姐小学毕业就进厂做工，省下来的工资大半都贴给他交学费。他也争气，1963年考上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后来学校院系调整，他跟着迁到兰州，在甘肃工业大学完成了学业。那时候家里难，养父身体一直不好，他寒暑假都往回赶，能帮衬一点是一点。1968年养父查出肝癌晚期，他在床边守了整整一个月，送了老人最后一程。

毕业之后他回了东北，进沈阳水泵厂当技术员。从普通工人干起，踏实肯钻，一步步坐到党委办公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他从小就隐约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可从没往日本人身上想。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姐姐单位翻档案，才发现姐弟俩都是日本遗孤。姐姐给日本驻华大使馆写了信，连带着他的信息一起报了上去。

一开始他根本不想去寻亲。养母还在世，他怕老人心里不舒服。倒是老太太想得开，说人总得知道自己根在哪，让他放心去。1986年夏天，他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可找来找去，亲生父母早就在战败逃亡时死在了轰炸里，连具体的籍贯都没查清。这趟寻亲，更像是给自己的身世画了个模糊的句号。

从日本回来，他的遗孤身份在单位就公开了。他本来以为多少会受影响，没想到组织上完全没另眼相看，该提拔提拔，该重用重用。1990年他调任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后来单位升格，他成了副厅级干部，还评上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他自己后来也说，在中国活了大半辈子，遇到的全是好人，没人因为他的血统另看过他。

2000年，55岁的他办了退休，做出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带着妻女全家去日本定居，还改了日本名字河村忠志。不少人议论，说他官当到这份上，怎么反倒往日本跑。其实原因很实在，女儿刚毕业，想继续读书，当时日本针对遗孤群体放宽了永居政策，过去之后孩子上学、家属陪读都有相应安排。他自己仕途已经到顶，换个环境陪孩子，也算是尽父亲的责任。

真到了日本，日子并没想象中顺。他大半辈子都在中国，日语早就生疏了，生活习惯也全是中国式的，过年照样包饺子，看体育比赛下意识给中国队加油。更现实的问题是养老，他55岁才到日本，缴纳年金的年限不够，老了拿不到足额养老金，只能靠微薄的生活补助度日。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是所有归国遗孤共同的难题。当年是日本政府把他们的父母征到中国，战败了又把平民和孩子扔在东北不管。老了回到日本，连基本的养老保障都跟不上。2002年，他和两千多名遗孤一起起诉日本政府，要求为当年的遗弃行为负责，保障遗孤的晚年生活。全国各地的遗孤纷纷响应，还征集了上百万民众的签名。官司打了很多年，只有部分地区胜诉，可他们没停过争取。

哪怕在日本定居，他心里最惦记的还是东北的养父母。后来年纪大了，他特意带着家人回了趟东北，在养父母的坟前磕头谢恩。他常说，自己的血统是日本的，可半辈子的人生、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全是中国给的。就像报道里说的，硬件是日本的，软件是中国的。

他这一辈子，从来不是什么非黑即白的选择，是一个战争遗孤被善意托举长大，又在两种身份里反复拉扯的普通人。战争留下的创伤，最后都落在了一个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善良的中国人，有了安稳完整的前半生；可遗憾的是，血统带来的身份烙印，让他后半辈子始终在寻找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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