症结不在不愿花钱。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曾说：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不足，有人认为中国人热衷于存钱而不愿消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唯有将现有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破解这一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
 
扩大公共服务和居民收入，消费增长才能拥有稳定基础。2023年11月06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第六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谈到，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不能简单归结为居民喜欢存钱。
 
他将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所得偏低列为重要原因，同时指出，深层问题还涉及收入分配、储蓄投资结构以及社会保障。解决问题，需要推动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这种分析并非没有现实依据。2026年10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230元，同比增长5.3%，人均消费支出22354元，同比增长3.6%。
 
收入确实在增加，消费也保持增长，不过，两者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增速差距。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数字，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28388元，比平均数少了5842元。
 
平均收入能够说明总体状况，却不能代表每个家庭的购买能力。不同收入群体之间，能够自由支配的资金存在明显区别。大多数依靠劳动报酬生活的家庭，消费能力与工资增长密切相关。
 
工作稳定、收入有保障，家庭才更容易安排汽车、家电、旅游等非日常支出。至于存钱，也有很现实的用途。教育费用需要长期安排，医疗开支有时难以提前确定，养老和住房同样需要资金支持。
 
家庭保留必要储蓄，是为了应对生活中的持续支出与不确定风险。如果只要求居民增加消费，却没有同步改善收入和公共保障，长期效果自然有限。
 
政策已经开始从这些方面持续发力。2025年03月16日公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就业支持、医疗养老保障和普惠服务供给。
 
2026年03月05日提交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这与刘元春谈到的服务型政府有着密切联系。
 
过去长期建设形成的交通网络、工业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经济发展到新的阶段，公共投入还需要更多关注居民生活质量。
 
学校不仅需要建好，还需要充足的教师和稳定的教学服务；基层医疗不仅需要设备，还要让群众能够方便就医；养老设施建成以后，更需要可靠的长期运营。
 
公共服务真正发挥作用，家庭自己承担的部分生活成本就有望下降。例如，普惠托育能够减轻符合条件家庭的育儿负担，医疗保障可以分担部分就医费用，保障性住房则有助于降低相关家庭的居住成本。
 
这些改变不会让居民立即增加所有消费，但能够改善家庭长期收支安排，为扩大消费创造条件。市场也确实存在增长空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服务零售额增长5.0%。
 
其中，通信信息、文体休闲等服务领域保持较快增长。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商品供给十分丰富。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关键还在于提高劳动收入、稳定就业、改善公共服务，让经济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居民能够实际支配的购买力。
 
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并不是放弃必要的经济建设，而是让投资更加重视民生需要，使产业发展、就业增长和居民增收形成持续联系。
 
一笔工资能够覆盖日常生活，还能留下改善生活的余量；教育、医疗、养老又有更加完善的公共保障，家庭消费就有了更稳定的基础。破解消费率偏低的问题，最终仍要落到居民收入和生活保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