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从江西出发时，队伍有八万多人，走到这里，只剩一万一千余人。人困马乏，弹药紧张，枪支数量甚至不如国民党一个师。按常理看，这正是追兵继续压上的时候，蒋介石为什么没有一口气追到底？

答案不是他突然放弃了，而是追击红军的几股力量，后来被不同方向的事情一点点拉开了。
真正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四川。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约有八万人，兵力明显超过中央红军。接下来，两支队伍却在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

中央主张北上，张国焘更看重四川、青海和新疆方向，认为南下更安全。双方争执持续下来，1935年9月，中央红军先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则转向川西。

这个转向，让蒋介石立刻改变了部署。
在蒋介石看来，陕北的红军人数少、装备差，短时间内还难以形成大威胁。可一支八万人的红四方面军如果在四川站住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四川人口多、资源较丰富，又连接西南多个地区，红军一旦打开局面，影响可能远大于陕北方向。

于是，薛岳、胡宗南等部队调整方向，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川军集中到川西。1935年底到1936年初，四川方向投入的军队达到二十多万人。

这意味着什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时，蒋介石手里最能打的追兵，已经大部分困在四川战场。
红四方面军后来在川西连续作战，损失严重，兵力从约八万人降到约四万人，直到1936年6月才重新北上。可这时，中央红军已经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陕北本身，也不是适合大军平推的地方。
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山梁一层接一层，沟道狭窄，交通困难。国民党军队有大炮、汽车和较完整的补给体系，但这些装备一旦进入陕北，优势就会打折扣，大炮不好展开，汽车难以通行，粮食弹药也得靠漫长运输线送进去。

红军熟悉当地地形，能够利用山沟和梁峁打伏击。国民党军队人数越多，补给压力越大，推进速度反而越慢。陕北贫瘠，地方很难长期供养大规模部队，中央军真要全部压进来，先要解决的可能不是战斗，而是吃饭和运输。

红军刚到吴起镇不久，东北军骑兵就追了上来。红军利用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之间的地形设伏，打掉了追兵的尾巴，这场战斗后来被称为切尾巴战斗。

11月的直罗镇战役，红军又利用当地三面环山、北面开口的地形，把东北军第109师引入包围圈。战斗中，师长牛元峰身亡，5300多人被俘。

在此之前，东北军第110师已经在劳山战役中失利，师长何立中战死，榆林桥战役又损失了第107师一个团。短短两个月，东北军接连损失近三个师，追击部队自然开始重新掂量代价。

问题在于，蒋介石没有把最信任的中央军全部派进陕北，而是让东北军和西北军承担主要压力。这样的安排，看上去省力，实际却让各路部队都有了自己的算盘。

张学良的东北军离开东北已经四年，将士们真正想做的是打回老家。让他们长期留在陕北，和红军拼消耗，士气很难一直维持。张学良也明白，东北军不能永远替别人承担损失。

杨虎城的西北军在陕西有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蒋介石对他始终存有戒心。山西的阎锡山担心中央军借道进入山西，宁夏的马鸿逵也更在意守住自己的地盘。大家都不愿意让蒋介石借着围剿红军，把中央力量进一步伸进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军队完全不作战。东北军确实连续发动过进攻，马鸿逵部也有骑兵优势，只是各方都不愿意为一场长期内战付出全部代价。表面上是共同围剿，实际各有目标，这种配合很难形成真正合力。

1936年2月，红军还曾发起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作战，直接把压力推向阎锡山的地盘。这一行动没有长期占领山西，却说明红军并不是只能困守陕北，也在主动寻找空间。

到了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等地会师，红军力量重新完成整合，蒋介石想迅速消灭红军的机会就更小了。

南方的两广事变，又替陕北争取了时间。

蒋介石当然还想处理陕北，可南方出现大规模军事对峙后，中央军不可能全部北调。几个月时间过去，陕北红军已经从仓促落脚，变成能够打伏击、守根据地、主动出击的力量。

最后一击来自西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前来督战的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同意停止剿共，国共关系开始转向合作。

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1月，中央红军在陕北度过了一年多。蒋介石并不是没有机会，也不是没有继续进攻的打算，只是四川战场分走了主力，黄土高原降低了重武器优势，地方军队不愿全力配合，两广事变又拖住南方，西安事变则最终让追击停止。

说到底，红军能在陕北站住，不只是因为敌人追得慢，更因为每一次追击都遇上了新的牵制。时间一长，原本处于生死边缘的红军，逐渐获得了重新整队、扩展力量和改变局势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