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毛主席，谁指挥长征都会全军覆没，他至少四次将红军拉出绝境。

湘江战役之后，只剩下三万人。五万多人留在了湘江两岸，活下来的人还没来得及喘气，就又要面对新的选择。

前面是敌军布下的口袋，后面是一路追兵，所谓长征，很多时候不是主动寻找道路，而是在没有路的时候硬挤出一条路。

真正改变局面的，不是某一次轻松取胜，而是四次几乎走不出去的死局。
1934年12月，红军原本准备继续向湘西前进，与贺龙部队会师。这个方向看起来顺理成章，问题是敌人早已等在那里。

蒋介石已经在湘西一带调集重兵，红军前方的侦察情报也送了回来。继续北上，等于主动钻进包围圈。博古和李德仍想按原计划行动，路线不能变，命令也不能改，这种坚持会带来什么结果，大家其实都清楚。

毛泽东当时已经没有正式决策权，但他还是提出了不同意见。

1934年12月，通道会议召开。会上，他没有泛泛而谈，而是摊开地图，把敌军部署一处处摆出来，北面有什么部队，湘西方向有哪些防线，红军继续走下去会撞上什么。

他的判断很直接，北上可能走进死路，向西进入贵州，敌军力量相对薄弱，还有机会打开局面。

这一次，多数人接受了他的判断。红军转向西进，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通过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在川黔边寻找建立根据地的机会。

通道转兵，解决的是往哪里走。可是，谁来判断军事方向，谁有权在关键时刻改变计划，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改变了红军的指挥格局。很多人熟悉这个节点，却容易忽略两个月后的苟坝会议。真正让军事决策落到实处的，恰恰是那次深夜争论。

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发来电报，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当地驻有黔军，在不少人看来，这是一块可以吃下的目标。政治局开会讨论时，多数人支持进攻。
毛泽东反对。

他认为，打鼓新场附近并不只有黔军，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在周边集结。表面上是打一支地方部队，实际上可能引来多路敌军，红军一旦陷进去，后果很难收拾。

但这次表决，毛泽东输了。会议还决定撤销他刚任职不到七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怎么办，难道结果已经定了，就只能照办吗？

真正的考验很快就到了大渡河。
1935年5月，红军抵达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可渡口船只太少，几万人的队伍不可能靠几条船慢慢渡过去。敌人不会给一个月时间，追兵已经在靠近。

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江向上抢占泸定桥。这个距离有240里，原本要求三天赶到，后来改成昼夜急行军。

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山路、雨路、悬崖，还有不断出现的战斗，把这次行军变成了真正的极限奔袭。有人脚底磨烂，绑上布条继续走，有人困得站着都能睡着，醒来后还要接着赶路。

5月29日，部队赶到泸定桥。桥板已经被守军拆掉，只剩下13根铁链悬在河面上。22名突击队员抓住铁链向前爬，对岸枪声不断，桥头还燃起了大火。
他们没有停下，冲过铁索，冲进火里，夺下桥头。

这场行动让红军没有重蹈石达开覆辙，也让大部队赢得了继续北上的通道。后来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这些后来的结果，都离不开大渡河边那次争分夺秒的选择。

不过，外部敌人暂时甩开，不等于内部问题消失。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中央红军只有一万多人，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兵力差距很快变成了指挥权之争。

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人多，南下川康方向也许更有机会。中央坚持北上，准备前往川陕甘地区。表面上的分歧，是路线选择，实际上牵动的是谁来决定下一步。
这一次，危险不在敌军阵地，而在队伍内部。

毛泽东没有马上把冲突推到最激烈的程度，但张国焘的行动越来越明确。9月9日，他背着中央发电报，命令右路军南下，并暗示要对中央采取行动。电报被截获后，毛泽东判断不能再等，带着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连夜北上。

没有大张旗鼓的会议，也没有给对方留下继续阻拦的时间，队伍当晚就出发了。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开会，公开认定张国焘的做法错误。张国焘随后另立中央，率部南下，红军内部的分裂危机达到顶点。

南下之后，恶劣地形、严寒、缺粮和持续作战，让部队付出沉重代价。1936年，林育英带回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中央路线的明确信号，张国焘失去最后的政治支撑，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重新与中央红军会合。

从通道到苟坝，从泸定桥到北上，四次选择看起来各不相同，实质上都在回答一个问题。
是继续执行一条已经暴露风险的旧路线，还是承认判断可能错了，及时改变方向？

历史不会提前告诉人哪条路一定正确。真正重要的，是发现方向不对之后，能不能及时转弯，能不能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仍然把局势看清楚？

这或许就是长征留下的现实启示，危局并不可怕，最怕的是明知前面可能是死路，却因为不愿改变而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