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为何只授少将？不是战功不够，是这几个原因


1955年9月，曾经同赴朝鲜战场的两名高级军官，拿到了不同的军衔。
第五十军军长曾泽生是中将，志愿军首任参谋长解方却是少将。曾泽生统率一个军，解方曾在彭德怀身边参与总部指挥。

1952年，全军评定干部等级，解方定为准兵团级。到了1955年，同属这一等级的57人，53人授中将，贺炳炎授上将，只有解方、陈沂、段苏权3人授少将。那一年朝鲜战争尚未结束，解方已经进入全军高级干部等级序列。

1952年的干部等级与1955年的军衔分别设置。

当年全军干部等级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九等二十一级；将官军衔则另分上将、中将、少将。前者将兵团、军、师、团各分为正、副、准三级，参谋长通常对应准级。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下发评衔指示，规定准兵团级干部多数可以评中将。
2月颁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又明确，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军队服役经历和革命贡献都要纳入考量。

条例还允许实授军衔低于职务编制军衔一至两级。

原有干部级别也没有随着授衔取消。实行军衔制以后，军人的薪金仍主要依照干部级别计算，军衔用于明确军官地位与职权。

1930年，解方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进入东北军。

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离开原部队，而是继续从事统战和组织工作。西安事变期间，他在兰州参与东北军响应行动。

抗战开始后，他随第五十一军转战，在部队内部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9年任第一一四师参谋长，还在部队里组织军官训练班，整顿部队并秘密发展党员。

东北军仍有自己的指挥体系，解方既要履行原部队职务，也要保护党员身份。他组织训练、联系人员，却不能公开以共产党员身份指挥人民军队。1940年东北军内党组织遭到破坏，他撤离部队，1941年到达延安，才转入党领导的军队和机关工作。

抗战后期，他任八路军第三五八旅参谋长、吕梁军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又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这些任职以司令机关、军事筹划和副职为主，较少长期独立担任纵队司令员、军长。

万毅也曾在东北军任职。万毅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比解方晚两年，后来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司令员、第四十二军军长，1955年授中将。曾泽生更晚，1948年率第六十军在长春起义，所部改编为第五十军，他继续担任军长，赴朝作战，1955年也授中将。

万毅与解方同为准兵团级，曾泽生却是正军级，干部等级还低一档。
三人经历过不同的部队和任职安排，万毅、曾泽生长期担任部队主官的履历尤其突出。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第十三兵团开赴东北边境，解方任兵团参谋长。8月到达安东后，他进入司令部作战室，要求参谋汇报各军部署、装备情况、鸭绿江沿岸地形和桥梁以及渡江准备。战场还在朝鲜半岛南部，东北边防军已经着手研究进入朝鲜后的作战条件。

8月31日，他执笔起草作战准备报告，由邓华、洪学智与他联名上报。报告涉及兵力部署、对空防御、反坦克装备、后勤组织和赴朝侦察，也讨论了美军可能沿海登陆的风险。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遭到前后夹击，不得不向北撤退。

10月，志愿军入朝，解方出任参谋长。朝鲜多山，部队分散，联合国军掌握明显的空中优势，前线作战、后方补给和各部队行动都要不断协调。1951年5月27日，陈赓、解方向毛主席汇报朝鲜战况，毛主席就轮番作战、减少指挥层次和部队轮换提出要求。

同年7月，停战谈判将要开始，毛主席又电令彭德怀，要求解方和有关部队首长加紧布置开城会场，保证代表安全。解方随后参加预备联络会议和停战谈判。

7月10日，双方正式开始谈判，前线仍在交战，谈判一度因战事而中断。恢复会谈后，双方围绕军事分界线、部队轮换与武器补充多次交涉。1952年初，美方还要求限制朝鲜北部机场修复和建设，解方在相关小组会议上反对这一要求。

到了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订。解方随后转入军事训练与教育工作，1954年又参与越南停战谈判的顾问工作。1955年评衔时，他已经在军事学院任副教育长兼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不再担任志愿军参谋长。

同批授衔名单里，准兵团级的梁必业、李作鹏也在军事院校任职，二人均获得中将。

1955年的将官名单先由各单位提报，经总干部部、总政治部审查，再交中央军委研究。解方进入少将名单，原有准兵团级并没有取消。

1955年以后，解方继续从事军事教学与研究，后来担任高等军事学院教育长、副院长，后勤学院副院长。

到1984年在北京逝世时，他的军衔仍是1955年授予的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