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学者曾经说：“中国和西方本质的不同就是，中国是国家控制资本，西方是资本控制国家！”她接着说，这和市场无关，问题是如何监管市场，如何治理市场？当现在的科技需要企业规模化经营的时代，大型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关键在于是否受到监管？他们在为谁的利益工作？现在资本主义无法维持西方世界已经取得的发展水平，他们正在去工业化！
 
外国学者的一番话，道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的关键差别。
 
她还提出，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市场，而在于如何监管市场、治理市场。尤其是科技发展越来越依赖规模化经营，大型企业的出现不可避免，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企业接受谁的监管，又在为谁的利益工作。
 
把这个问题放到现实经济中观察，就能发现其中的深意。过去，开办一家普通工厂，投资者主要考虑设备、原料、工人和销售渠道。如今发展先进芯片、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一家芯片企业即使拥有充足资金，也不可能独自完成材料、设备、设计、制造等全部环节。人工智能企业同样需要算力设施、电力供应和专业人才。
 
中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套重要机制，国家通过产业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引导，为企业投资创造条件，同时发挥市场竞争推动技术进步的作用。
 
国有企业承担能源供应、交通运输和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等任务，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和市场开拓方面也有广阔空间。国家确定长远发展方向，资本在规则范围内参与建设，这正是理解中国经济治理方式的一个重要角度。
 
2025年4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法律于2025年5月20日施行。其中明确提出平等对待、公平竞争、同等保护、共同发展的原则，为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提供法律保障。
 
2026年6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全年审结经营者集中706件。监管的目的不是限制企业做大，而是防止个别经营者利用市场优势排挤竞争者，损害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

再看西方工业的发展变化。2026年8月24日，欧盟统计局公布，欧盟2025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产品销售产值增长2.9%，此前2023年和2024年分别下降1.5%和1.9%。
 
连续两年的收缩，说明欧洲工业曾面临较大的调整压力。所谓去工业化，真正值得研究的，是金融资本、跨国企业经营策略与本土制造业之间的关系。
 
当企业越来越重视短期财务回报，长期工业投资就可能面临不足。工厂可以迁移，资本可以跨境流动，可产业配套、熟练工人和技术积累一旦流失，重新建立起来往往需要多年。
 
资本参与公共政策的程度，也因此成为西方经济治理的重要争议。在我看来，衡量一种经济治理机制，不能只看培养出了多少大型企业，更应当观察产业发展成果能否惠及广大社会成员。
 
科技企业拥有巨大规模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企业扩张是否遵守竞争规则，资本收益是否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国家既要保护合法经营，也要有能力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
 
企业能够追求利润，但不能因此摆脱应有的社会责任。2026年10月20日，国家统计局在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解读中指出，中国规模以上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6%，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4.0%。
 
数字背后，是产业升级仍在持续推进。随着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新能源产业继续发展，企业规模化经营将更加普遍。
 
未来经济治理的重要课题，不仅是谁拥有资本，更是谁能够依法规范资本的运行，使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公共利益保持协调。资本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不能反过来操控公共政策和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