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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德国前总理朔尔茨坦言中国技术进步令人惊叹,中国领先太多,但是话锋一

11月15日,德国前总理朔尔茨坦言中国技术进步令人惊叹,中国领先太多,但是话锋一转又说中国政策制定效率非常高,执行力太强大。

舒尔茨这次主要谈中国电动汽车问题,主要关注的还是中国电动汽车政策。他在讲话中称,“你会立即获得电动汽车的牌照,但对于燃油车,你得等10年,还要支付一大笔钱。在这种条件下,推动电动出行就变得非常简单。我无法想象德国有哪位政治家愿意推行这样的政策。”舒尔茨这样讲,显然是羡慕中国政策制度效率和强大执行力。

一、舒尔茨承认与中国巨大差距,把落后核心原因归结为政策问题,背后有无奈和心酸。朔尔茨的原话逻辑很清晰,中国电动车领先,承认德国和整个欧洲与中国存在巨大差距,并且重点强调1个关键原因是北京让燃油车牌照“等十年、花大钱”,而电动车牌照的获取门槛低得多。中国能推行一套德国政治家明知有效却不敢碰的政策,德国不能。这就是舒尔茨无奈与心酸的地方。

朔尔茨的判断并非孤立的一次感叹。他在另一个场合用过一个更概括的框架:中国如今是一个“工程师之国”,而德国变成了“律师之国”。他举的例子是,德国“没法向民众解释清楚,为什么别的国家能用20年建成全国铁路网,而我们20年连一条通勤线路都修不起来”。舒尔茨指出德国是律师之国,核心就是很多政策停留在无休止的争辩之中,根本不能快速落实,从而错过机遇。

舒尔茨这样说,主要是几个让她痛心的现实。一是,政策反复,缺乏持续推力。 德国曾在2016至2023年间投入约100亿欧元补贴电动车,一度拉动了销量。但2023年底因预算问题补贴突然终止,2024年德国纯电动车注册量随即同比下降超过27%,市场份额从约18%掉到13.5%。补贴一撤,需求立刻蒸发,说明此前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补贴驱动”,而非市场内生需求的自然结果。2026年德国虽重启补贴,但“靠反复撒钱维持的需求能撑多久”本身就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是,欧盟层面的目标也在后退。 原本雄心勃勃的2035年全面禁售燃油车目标,在行业压力和政治博弈下已被实质性削弱,“100%零排放”被降格为“减排90%”。目标“不是被对手打败的,是被自己一点一点打折的”。禁令松动最根本的驱动力,是欧洲电动车市场的实际表现远未达到政策制定时的预期,继续硬推会让整个行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说白了,就是欧洲相关产业缺乏基本竞争力。

三是,利益结构锁死了政策空间。燃油车产业链在德国拴着数十万就业岗位,内燃机游说力量根深蒂固。任何用行政手段“逼”消费者离开燃油车的政策,在德国政治环境里会被立刻贴上“剥夺选择自由”的标签,等同于政治自杀。德国总理默茨多次公开批评原禁令“顽固且错误”,主张以“技术中立”路线保护本土工业竞争力,并直接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求为内燃机争取豁免。德国联合意大利、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多个拥有庞大汽车产业或相关就业的成员国,持续向欧盟机构施压,最终迫使后者放弃了“一刀切”的禁售模式。

二、舒尔茨找到一个原因,但没找到最核心原因,他的很多论据存在明显疏漏。朔尔茨举的例子本身并不完全准确。北京燃油车牌照的核心机制是摇号靠运气,真正需要花大价钱竞拍的是上海;北京电动车牌照如今也需要排队,并非“立即获得”。中国政策快速落实是产业发展重要支撑,德国和西方反复扯皮错过机遇是重要原因,但最核心的还是他们技术落后失去竞争力。

朔尔茨的观察理解为“中国领先纯粹是因为政策强制”,显然过度简化。更准确解读是政策执行力是差距的“使能条件”,但不是全部原因。中国电动车产业在成本、供应链和市场规模上的优势同样是结构性的。第一,垂直整合的深度是西方车企难以复制的。政策可以逼消费者走进展厅,但无法让一辆车在保持20%毛利率的同时卖到竞品三分之一的价格。

第二,电池这一核心环节的主导权,是产业能力而非牌照政策的产物。 截至2025年底,中国电池制造商控制了全球约70%的电动汽车电池供应。第三,规模效应和极度激烈的国内竞争,是成本优势的另一根支柱。 2025年中国生产了全球近75%的电动汽车,中国车企占全球电动车销量的约60%。与此同时,中国市场上有129个纯电和插混品牌同台竞争,行业普遍预期最终只有约15家能够存活。

朔尔茨的“牌照惊叹”之所以值得认真对待,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分析错误,而是一个有政治功能的叙事选择。把中国的领先锁进“政策胆量”这个筐里,等于告诉德国选民:我们输的不是技术,不是效率,不是产业决心,只是没人敢像北京那样发牌照。这套解释对选民太友好了,好到可以继续不动那些真正难动的结构性问题——电价、审批、能源政策、产业投资信心。

朔尔茨看见了政策那只手,却假装看不见手底下那片土壤。他对“德国不敢做”的承认是诚实的,但他用这份诚实回避了一个更难堪的问题:即便德国敢做,要补上的也不是一张牌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