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一个哈工大研究生,一个深大研究生,两口子举家回长沙后,老公在街边卖气球,老婆去托管班盯孩子写作业。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替他们惋惜,觉得书读亏了。其实真算过账就知道,背着上百万债务的时候,体面最不值钱。
2026年10月3日,长沙下着雨,陶伟胜出门摆摊,最后一只气球也没卖出去。当天,他随手拍了段视频,第一次在镜头前说出自己是哈工大硕士。
视频传开后,不少人只看见一个反差:名校研究生,怎么站在街边卖气球?可如果把镜头往前拉,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对陶伟胜来说,眼下最要紧的不是职业听起来体不体面,而是家里每天都要花钱。
陶伟胜198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2012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毕业。后来,他在联发科做芯片研发,又去互联网大厂写代码,收入不错。
妻子也是硕士,两人曾在深圳的科技公司上班,在旁人眼里,这条路走得挺顺。
但深圳生活账本上的数字,并不因为学历好看就变轻。
房租、车贷、孩子开销,每个月都要按时付。更让陶伟胜犹豫的,是孩子将来升学的问题。
素材所列的2026年深圳中考数据中,全市约有15.3万名考生,公办普高计划招生约8万人,整体录取率约52%。再按户籍拆开,深户考生录取率约86%,非深户约24%,分数线还高出近40分。
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对一个没有深圳户口的家庭来说,孩子想进公办高中,竞争压力确实更大。
陶伟胜算过这笔账,觉得很难靠留在深圳解决,于是2017年带着全家回到长沙,把孩子教育放在更靠前的位置。
回长沙后,他没有马上转行摆摊。2020年,他和朋友合伙开软件公司,希望做出一番成绩。公司撑了五年,却始终没赚到钱。
业务有起伏,开支却不能停,团队里的程序员也有家庭要养,他不愿轻易解散团队,几个创始人就不断拿积蓄往里填。
到2025年,公司关了,留下的是数百万元亏损和债务。创业失败往往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而是很多次“再撑一撑”叠在一起。只是账面上的决定,最后都要由具体的人和家庭承担。
公司停下来后,陶伟胜接过摄影剪辑的散单,也修电脑、做地陪,一个月收入两三千。妻子去托管班看孩子写作业,两个人加起来每月六七千元,维持两个孩子读书和日常生活。
这能算宽裕吗?
显然不算,天气一变,摆摊收入就跟着变,剪辑单子也不是天天有。雨天没法卖气球,当天现金收入可能就是零。
于是,朋友建议他去卖气球时,他虽然觉得难为情,最后还是去了洋湖摆摊。
天晴的时候,他一晚能卖十来个,收入百把块。说多不多,但对一个背着债务、需要照顾家庭的人来说,能接住一笔是一笔。
以前写代码靠技术换收入,现在站在街边靠时间和体力换钱,变化很大,生活却不会因为这份工作不够光鲜就暂停。
陶伟胜的经历里,还有一个让人记住的画面。他在街头遇到以前的大厂同事,对方在对面卖铁板鱿鱼。
两个人过去都做过互联网相关工作,如今各自在长沙摆摊。这个场景不是为了证明所有程序员都会离开行业,而是让人看到,行业变化落到个人身上,转行有时并非为了追求新鲜,而是为了先把收入续上。
不同家庭的选择也不一样,有人留在深圳继续打拼,有人回老家安排孩子上学,也有人暂时接零工、做小生意。陶伟胜回长沙的决定,不能简单套给所有人,但他面临的教育、住房和收入压力,确实是很多家庭会认真盘算的事。
视频被哈工大湖南校友会群转发后,陶伟胜一度担心给母校丢脸,赶紧向校友会秘书长道歉。校友们没有指责他,而是和他聊了很久。
后来,他慢慢发现,大家关注的并不是他摆什么摊,而是他遇到难处后还在想办法过日子。
网上有人批评他浪费学历、不够努力,他没有花太多时间争辩,只说外人看到的是卖气球,却看不到此前尝试过的那些路。这个说法并不难理解。
五年创业里投进去的积蓄、发出去的工资和没能收回来的账,不会因为一个街头视频自动出现在旁人眼前。
他此前更新了700多条短视频,却一直没提自己的学历。
直到那天雨里空手而归,他才把这层身份说出来。
所谓“脱下长衫”,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完成的事,真正难的是承认眼前处境,再去做一份自己过去可能想不到的工作。
读研经历能带来知识和技能,却不能保证人生一直沿着原来的轨道走。学历不是只能坐办公室的通行证,摆摊也不能反过来证明一个人此前的努力没有价值。
眼下,陶伟胜做的事情很具体,尽量把每个月的账维持住,把孩子照顾好,也继续接能做的活。
街边那把气球,替不了数百万元债务,也不会立刻改变一家人的处境。但至少在公司关停之后,他没有停在“曾经是名校硕士”这句话里,而是把能做的事一件件做起来。
对一个需要养家的中年人来说,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下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