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央为已经去世13年的原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陈昌浩补开了追悼会,让人惊讶的是,这场追悼会竟然引来了众多原红四方面军将领,其中主持追悼会的,是战功赫赫的徐向前元帅,为追悼会致悼词的,是李先念同志。
1980年北京的一场追悼会,让许多分别多年的红四方面军老战友重新聚到一起。徐向前主持,李先念宣读悼词,悼念的对象,是已经离世13年的陈昌浩。
这场告别来得很晚,却不只是为一个人补上仪式。
对到场的老将领来说,陈昌浩的名字连着大别山、川陕根据地,也连着河西走廊那段艰难的西征经历。
为什么一场追悼会,会让这么多老人赶来?答案藏在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里。
陈昌浩1906年出生于武汉,早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
1931年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他担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总指挥,两人共同带领部队在鄂豫皖、川陕一带作战。
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地多次粉碎敌军围攻,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到八万多人。后来长征,部队翻雪山、过草地;再后来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
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李先念当时担任三十军政委。
战场上的搭档关系,在西路军最艰难的时期经受了考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最终失利,许多将士牺牲在祁连山下。
徐向前和陈昌浩奉命离开部队,回延安汇报情况,陈昌浩的人生也由此转向。
回到延安后,陈昌浩写报告总结西路军失利的教训。1939年,他奉命前往苏联,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带兵作战,而是学习、做翻译工作。
1952年,他经中央批准回国,进入中央编译局担任副局长,负责马列著作翻译整理。
这段经历与他早年的军旅生涯形成鲜明对照,曾经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人,后来长期埋头于文字工作,公开谈论往事的机会不多。
可不再穿军装,并不代表他忘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和几位老同志到家中聚会,陈昌浩见到昔日战友,起身向大家致意,也提起自己始终惦记河西走廊牺牲的同志。对当事人来说,那些伤亡不是一串数字,而是一起生活、一起打仗的人。
战局复杂,责任如何评说,显然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
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在动荡中离世,年仅61岁。由于当时条件有限,没有举行正式追悼会,许多老战友也没能及时得知消息。
从那时到1980年,隔了整整13年。
这13年里,陈昌浩没有机会为自己做告别,昔日战友也没能当面送别。
到了八十年代,历史问题开始得到重新梳理,中央研究后决定为他补开追悼会。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这一时期重新总结历史的重要节点。
不过,宏观历史文件与个人追悼会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着眼于历史经验,后者则是对陈昌浩一生作出正式评价。
追悼会当天,不少原红四方面军将领从各地赶到北京。
有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仍坚持到场。
他们曾在大别山出发,转战川北,又走上西征道路,几十年过去,彼此之间的记忆并没有散去。
会上,徐向前主持,李先念宣读悼词。悼词肯定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评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这样的评价并不是说西路军的失利从此不必再谈,也不是把复杂战局简单化。追悼会所做的,是承认陈昌浩为革命作出的贡献,也让他的个人经历得到正式说明。
历史可以继续研究,逝者也应当得到公正评价,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别,西路军失利后,部队经历分散和突围,幸存者此后的人生道路并不相同,有人回到队伍,有人长期与战友失散。
陈昌浩后来远离军队,转做翻译;李先念、徐向前则继续承担不同工作。共同经历过一场战事,不意味着每个人后来都走同一条路,但那段战场记忆始终把他们连在一起。
悼词读完后,老人们没有立刻散去,仍在院子里交谈,提起川陕根据地,也说起西路军分散突围后的离别。有人记得陈昌浩在前线动员,也有人惦记再也没能重逢的战友。
对他们而言,这场追悼会送别的是陈昌浩,也补上了迟到多年的一份告别。
一场仪式能不能抹去战争的伤痛?
当然不能,可当年没能说出口的话,终于有机会被认真听见;当年没能送别的人,也终于等到老战友站在一起,为他送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