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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60岁,用血泪讲:得癌症别指望任何人,包括子女

我今年60岁,用血泪讲:得癌症别指望任何人,包括子女
拿到检查报告那天,是周三。
我坐在医院走廊尽头的长椅上,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纸,捏得指尖发白。
医生说:“周阿姨,初步判断是乳腺恶性肿瘤,具体分期还要等进一步检查。您先别害怕,现在很多治疗方案都比较成熟。”
我问:“是不是癌症?”
医生停了一下,点头。
那一刻,走廊里有人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压过地面,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我看见窗外的树叶被风吹得乱晃,脑子里却只剩下一个字。
癌。
我今年60岁,退休六年,丈夫去世四年。
我有一儿一女。
儿子陈峰,34岁,在一家物流公司做管理,结婚七年,有一个女儿。女儿陈雨,31岁,在培训机构上班,离婚两年,一个人带着五岁的儿子。
这两个孩子,是我从小拉扯大的。
我年轻时在食堂做工,一天站十几个小时。丈夫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一边上班,一边给他送饭,晚上还要赶回家给孩子做作业。
陈峰小时候发烧,我背着他走了两里路去诊所。
陈雨高考那年压力大,半夜哭着说不想考了,我坐在她床边,陪她熬到天亮。
他们结婚时,我都对亲家说过:“以后孩子们忙自己的,不用天天惦记我,我身体好着呢。”
这句话说了很多年,连我自己都信了。
医生把检查单递回给我,说后面还要做增强检查、穿刺和手术评估,最好尽快通知家里人。
我第一时间拨了陈峰的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
“妈,怎么了?我这边正在开会。”
我看着手里的报告,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你晚上能不能来一趟医院?”
“医院?你哪里不舒服?”
“检查结果不太好,医生说可能是癌症。”
那边安静了几秒。
“什么癌?”
“乳腺。”
“不是,妈,你先别乱想。检查结果不是还没完全出来吗?我下午安排一下,晚上过去。”
“你别安排了,忙就算了。”我下意识地替他找理由,“等结果全出来再说。”
“那不行,我晚上过去。”
他挂了电话。
我又给陈雨打过去。
她接得很快,声音压得很低:“妈,我刚下课,怎么啦?”
我说:“医生说可能是癌症。”
她那边传来孩子哭闹的声音。
“妈,你别吓我。”
“我没吓你。”
“那我马上请假,带你去做检查。”
“我自己能做。”
“你自己能做什么啊?”她的声音一下急了,“你等我,我现在就过去。”
她说得很坚决。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做了增强检查。
护士让我躺进机器里,双手举过头顶。机器轰隆轰隆地响,我闭着眼睛,想到丈夫去世前那段日子。
他躺在病床上,呼吸很重。
我问他:“你害怕吗?”
他说:“怕什么,反正你在。”
现在轮到我躺在这里,却没有人握着我的手。
检查结束时,护士问:“家属呢?”
我说:“在路上。”
其实我知道,他们还没到。
傍晚五点多,陈峰发来一条消息。
“妈,公司临时出了点事,今晚可能赶不过去。你先让陈雨陪你,有结果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最后回了一个“好”。
六点二十,陈雨打来电话。
“妈,我儿子突然发烧,幼儿园老师让我去接。我先带他去看一下,最晚明早过去。”
“孩子要紧,你先照顾孩子。”
“你别一个人乱跑,报告单放好,医生说什么都记下来。”
“知道了。”
“妈,你一定要等我。”
她挂断电话后,我坐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一直没有动。
天黑下来,门诊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旁边有个年轻女人在给母亲剥橘子,橘子皮剥得很完整,像一朵展开的花。
我忽然觉得饿了。
可我不想回家。
我怕家里那盏灯一亮,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把检查单压在餐桌上的玻璃板下面。
丈夫的照片还摆在柜子上。他穿着一件旧衬衫,笑得很温和。
我对着照片说:“老周,我可能也要去找你了。”
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先笑了。
笑完之后,眼泪才掉下来。
第二天,陈雨来了。
她带着一大袋水果,还有一杯已经凉掉的豆浆。她进门就把包放在椅子上,抓住我的胳膊问:“结果出来了吗?”
“还没有,医生安排了穿刺。”
“我陪你去。”
她说这句话时,眼睛下方全是青色。
我问:“你儿子退烧了吗?”
“退了,没大事。”
“你不用每天过来。”
“妈,你是我妈,我不来谁来?”
我看着她,没说话。
那天她陪我做了穿刺。医生讲了很多专业词,她拿着手机一一记下来,还在网上查治疗方案。
医生说,如果确诊,可能要先做手术,再根据病理结果决定是否化疗。
陈雨的手指停在屏幕上,脸色变得很白。
她问:“做完手术就能好吗?”
医生说:“治疗需要一个过程,具体情况要看病理结果。”
陈雨点头,点得很用力。
走出诊室,她拉着我的手说:“妈,你别怕。你就安心治病,钱的事我们想办法,家里的事我来安排。”
我问:“你能请多久假?”
她愣了一下。
“先请一周。”
“你工作怎么办?”
“工作哪有你重要。”
我又问:“孩子怎么办?”
“我婆婆可以帮忙带几天。”
她说得很快,像是怕我继续问下去。
我没有再问。
那几天,她每天晚上给我打一个电话,问我吃饭没有,有没有哪里疼。陈峰也在家庭群里发消息,转了一个专家文章,说现在癌症已经不是绝症,让我保持乐观。
我知道他们都在努力。
至少,他们自己认为是在努力。
病理结果出来那天,是周一。
医生确认是恶性肿瘤,建议尽快手术。
我坐在诊室里,听医生说手术风险、住院时间、术后恢复,还有可能需要后续治疗。
陈峰终于来了。
他穿着一件深色外套,进门时先问医生:“手术是不是越快越好?”
医生说:“从目前情况看,建议尽快安排,但也要完成术前检查。”
“那就安排。”
陈峰转头看我:“妈,你别怕,我已经跟公司请好假了,手术那几天我肯定在。”
陈雨站在旁边,眼睛红着:“我也在。”
那一瞬间,我心里像被人塞进一团热乎乎的棉花。
我以为,最难的时候,他们终于会站到我身边。
术前住院那几天,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病房里的夜”。
白天,走廊上人来人往,护士推着治疗车进进出出。到了晚上,病房的灯关了,只有床头的一小块光亮着。
隔壁床的老太太有老伴陪着。老伴半夜起来给她倒水,动作很轻,怕吵到别人。
我这边没有陪床。
陈雨说晚上要回去照顾孩子,陈峰说第二天一早要去公司签一个重要文件。
他们都说:“明天一定来。”
我说:“你们忙自己的,不用勉强。”
可我心里还是盼着有人留下。
半夜两点,我疼醒了,伸手去摸床头的水杯,水杯离得有点远。我撑着床沿坐起来,才发现自己手臂上连着输液管。
我不敢叫护士。
我怕麻烦别人。
后来还是护士听见动静,走过来替我倒了水。
她问:“家属呢?”
我说:“他们明天来。”
护士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只把呼叫铃放到我手边。
第二天早上,陈峰来了,但只待了二十分钟。
他把一袋早餐放在桌上,说:“妈,公司那边出了点状况,我得先走。手术那天我肯定回来。”
我问:“什么状况?”
“一个项目出了问题,不算大事,但我得盯着。”
我说:“你去吧。”
他站起来,又坐下。
“妈,你别多想。我不是不管你。”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会安排护工。”
“请护工的钱不用你出,我自己有。”
陈峰皱眉:“妈,你说这话什么意思?现在最重要的是治病,不是计较这些。”
我看着他:“我没计较。”
他拿出手机:“我先给你转一万,后面不够再说。”
我立刻摇头:“不用。”
“你别跟我客气。”
“我不是客气。我有退休金,也有存款,治疗的钱够用。”
他盯着我,脸色慢慢变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靠不住?”
这句话问得很轻,却像一根针。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我只是说,我自己的钱自己安排。”
“我们是你孩子。”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出钱?”
我沉默了很久,才说:“因为钱不是我现在最怕的东西。”
陈峰没有听懂。
他站起来,语气里带了几分急躁:“妈,大家都很忙,你不要在这种时候故意闹情绪。”
说完,他拿着车钥匙走了。
病房门关上时,发出一声轻响。
我坐在床上,忽然觉得那句“我们是你孩子”,和“你放心,我们会在”一样,听起来很暖,落到生活里却没有重量。
手术那天,陈雨上午八点给我发消息。
“妈,我昨晚陪孩子去急诊,早上才回来,实在撑不住了。我下午一定过去。”
我回她:“别来了,好好照顾孩子。”
她马上打电话过来:“妈,你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
“你别这样。你手术我怎么能不去?”
“你来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电话那边立刻没了声音。
我听见她呼吸变重。
过了一会儿,她说:“妈,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我真的想陪你。”
“我也知道。”
“那你为什么说这种话?”
我闭上眼睛:“因为我不想你一边陪我,一边惦记孩子发烧。”
她哭了。
我没有哭。
那天上午,我被推进手术室。
手术室门口没有家属。
陈峰说公司临时要开会,陈雨说孩子又烧起来了。
我签字时,手有些抖。
护士问:“需要联系家属吗?”
我摇头:“不用,我自己能签。”
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
醒来时,胸口像被一块石头压着,喉咙干得发疼。我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是护士。
她问我:“周阿姨,能听见吗?”
我点头。
她说:“手术很顺利。”
我想问家属来了没有,可嘴唇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
过了半个小时,陈峰才赶到。
他站在病床边,喘着气,手里拎着一袋保温饭盒。
“妈,对不起,路上堵车。”
我看着他,没有责怪。
他俯下身问:“疼不疼?”
“疼。”
他脸色一变:“我去叫医生。”
我抓住他的手腕:“不用,护士来过了。”
陈峰站在那里,像一个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的人。
他想给我掖被角,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妈,你想吃什么?我买。”
“没胃口。”
“那喝点汤。”
“你坐一会儿吧。”
他坐下了。
这是手术后,他第一次真正坐在我旁边。
坐了不到十分钟,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屏幕,站起来走到窗边接电话。
我听见他说:“我马上回去,这边没什么事。”
电话结束后,他对我说:“妈,公司那边真的离不开人,我晚上再过来。”
我说:“不用了。”
他没听清:“什么?”
“你不用再过来了。”
他怔住。
“妈,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不用了。”
“我怎么能不来?”
我看着窗外逐渐暗下去的天色,说:“你已经来了,也陪过了。以后不用每天把自己硬挤进来。”
陈峰的脸一下沉下来。
“你又来了。是不是我们做什么你都不满意?”
“不是。”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想了很久。
“我想要的是,你们能来时就来,不能来时就直说。别先把话说满,让我在病房里等。”
陈峰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话。
那一晚,他还是走了。
病房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把手机放在枕边,调大了音量。不是为了等他们的电话,而是怕自己需要叫护士时听不见。
出院后,我回到家休养。
陈雨隔天来一次,帮我买菜、收拾屋子。她做事很快,进门先问我今天疼不疼,然后就去洗衣服、扫地、烧水。
她看起来比我还累。
有一天,她帮我把药盒按日期分好,忽然说:“妈,你不要对我们失望。”
我正在剥一只橘子,手停了下来。
“我没有失望。”
“你有。”
“我只是看清了一些事。”
她低下头:“是不是我们没有做到你想要的样子?”
我把橘子分成两半,递给她一半。
“你们已经做到你们能做到的样子了。”
“可那不是你需要的样子。”
我没有说话。
陈雨眼圈红了:“妈,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你要是说你害怕,我就算把孩子交给他爸,也会过来。”
我看着她:“你把孩子交给他爸,自己心里能安稳吗?”
她摇头。
“那不就对了。你有你的生活,不能因为我是你妈,就把你的生活全部按暂停。”
“可是你也是我的生活。”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酸。
我说:“我知道。但我不想成为你唯一的生活。”
她趴在桌边哭了起来。
我伸手摸她的头,就像她小时候发烧时那样。
可我心里明白,母女之间再亲,也不是一根绳子绑在一起。
她有孩子,有工作,有她过不完的日子。
我不能指望她把所有日子都拿来守着我。
化疗开始后,事情比我想象中更难。
第一次输液时,我还觉得自己能扛住。第二天开始恶心,第三天整个人没有力气,连起床倒水都觉得费劲。
陈峰来过两次。
第一次,他带来一箱营养品,放下就走,说公司最近正在调整,等忙完再陪我去复查。
第二次,他来了不到半小时,问我:“妈,你自己在家真的行吗?要不考虑去妹妹那里住一阵子?”
“谁是妹妹?”
“我说你去陈雨那里住。”
“她家只有两间卧室,她和孩子一间,我住客厅?”
“那不是没办法吗?你一个人在家,我们都不放心。”
我看着他:“你们不放心,所以让我去打扰你妹妹?”
“不是打扰,都是一家人。”
“你愿意住你岳父岳母家客厅吗?”
陈峰被我问得脸色难看。
我没有继续逼他。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只是觉得我一个人在家不方便。”
“那你要怎么办?请护工吧。”
“我已经联系好了。”
“你自己联系的?”
“嗯。”
他松了口气:“那就好。护工的钱我来出。”
“不用。”
“妈,你能不能别总拒绝我们?”
我抬头看他:“我拒绝的不是你,是我不想欠你一个你承担不起的责任。”
“我是你儿子,照顾你是我的责任。”
“责任可以尽,但不能靠嘴说。你有工作,有妻子,有孩子,我不要求你把那些都扔下。可你也别把‘我会照顾你’挂在嘴边,然后临时因为工作、孩子、堵车一次次失约。”
陈峰站着不动。
我以为他会生气。
他却低声问:“那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
我说:“能来就提前告诉我。不能来就别答应。需要你签字、送医、买药的时候,我会直接告诉你。除此之外,你不用每天证明自己是个孝顺儿子。”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妈,我只是害怕。”
“怕什么?”
“怕你觉得我不要你。”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陈峰说怕。
我忽然想起,他小时候发高烧时紧紧抓着我的衣服,哭着说不要去医院。
那时候我告诉他:“妈妈在,不会不要你。”
现在,他也许一直在等我说同样的话。
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胳膊。
“我知道你不是不要我。你只是没有能力像小时候那样,什么都围着我转。”
他低下头,半天没说话。
从那天起,他没有再说“我一定每天来”。
他会提前一天发消息:“妈,周六上午我能过去两个小时,下午要带孩子上课。”
我也不再回答“你不用来”。
我会回复:“好,上午十点见。”
这样的关系,反而慢慢变得真实。
陈雨也不再一边哭一边说“我马上到”。
她会直接告诉我:“妈,明天我有家长会,不能陪你复查。我帮你约了医院的接送车,费用我转给你,你自己决定用不用。”
我说:“我自己坐公交车去。”
她说:“那我晚上过去给你做饭。”
她不再许下做不到的承诺,我也不再把失约理解成不爱。
可有些夜晚,还是很难熬。
化疗后的第三个晚上,我吐得厉害,整个人蜷在卫生间地上。地砖很凉,我的额头贴着膝盖,身上全是冷汗。
我摸到手机,打开通讯录。
陈峰的名字在最上面。
陈雨的名字紧挨着。
我盯着屏幕,手指停在拨号键上。
那一刻,我特别想给他们打电话。
不是因为我不能叫救护车,也不是因为我不会联系护士,而是因为我想听见他们的声音。
可我又想到陈峰第二天要送孩子,陈雨早上要上课。
我最终拨了社区护理站的电话。
对方问:“您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说:“化疗后呕吐,头晕,可能有点脱水。”
“您一个人在家吗?”
“是。”
“先不要站起来,我们安排人过去。”
护理员二十分钟后到了,帮我测了血压,联系了医院。
到了医院,护士给我输液。
凌晨四点多,陈雨还是知道了消息。她赶到病房时,头发乱糟糟的,外套都没穿好。
她冲到床边,抓住我的手:“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说:“你不是明天有课吗?”
“课可以请假。”
“可你孩子呢?”
“孩子他爸会照顾。”
“你看,你还是有办法。”
她哭着说:“那你为什么不用我?”
我看着她苍白的脸:“我不是不用你。我只是不能把你当成唯一的急救按钮。”
她低下头,眼泪砸在被子上。
“我听不懂。”
“你以后会懂的。人到了我这个年纪,最怕的不是生病,是把自己活成别人的负担,然后每一次需要别人,都先觉得自己有罪。”
陈雨握紧我的手。
“你是我妈,不是负担。”
“我知道。可你也不是我的药。”
她愣住了。
我继续说:“你能给我陪伴,我感激。你不能给我的,我自己想办法。这样我们才能一直是母女,不是一个人欠着另一个人。”
她没有再反驳。
那晚,她坐在病床边,陪我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她临走前给我掖好被角,说:“妈,我今天下午再来。如果孩子那边有事,我会提前告诉你。”
我点头:“好。”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问:“你会不会觉得我不孝?”
我说:“孝顺不是把自己掏空,也不是让我张嘴就必须答应。你把能做的做好,就够了。”
她点了点头。
但真正让我明白“别指望任何人”的,不是孩子一次没来,也不是哪一次失约。
是第三次化疗后,我在家里摔倒的那天。
那天中午,我想去厨房倒水。刚走到客厅,脚下忽然发软,整个人摔在地上。
膝盖撞到桌角,疼得我眼前发黑。
我试着撑起来,手臂却没有力气。
手机在沙发上,距离我不到两米。
这两米,我爬了将近十分钟。
我拿到手机,先拨了陈峰。
他没接。
我又拨陈雨。
她接通后,声音里全是慌张:“妈,怎么了?”
“我摔倒了。”
“你在哪儿?”
“客厅,起不来。”
“我马上过来。”
“你先听我说。”我喘着气,“先打急救电话。”
“我打,我现在就打。”
“打完你再来,别一个人开车急赶。”
她哭着说:“你别说话,等我。”
这一次,她没有说“我马上就到”,然后把所有事情都扔下。
她先替我叫了急救车,又联系了邻居帮忙开门,最后才给我丈夫以前的老同事打电话,请他先到家里陪我。
二十分钟后,急救人员来了。
陈雨在四十分钟后赶到。
陈峰在一个小时后赶到。
两个人站在急诊室门口,脸色都很难看。
检查结果没有骨折,只是严重乏力和低血压。
医生说:“独居患者,治疗期间最好有人陪同,或者至少安装呼叫设备,家里也要做防滑处理。”
陈峰立刻说:“妈,你搬到我家去。”
陈雨也说:“去我家也行,客厅我可以收拾出来。”
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当着我的面争着要承担。
我看着他们,心里既感动,又疲惫。
我说:“我不搬。”
陈峰急了:“你都摔倒了,还一个人住?”
“我可以调整。”
“怎么调整?”
“请护理员白天来,晚上装紧急呼叫设备。浴室加防滑垫,厨房换成轻便的锅。复查和输液提前安排接送。”
“这些都不如有人在身边。”陈雨说。
“有人在身边也不代表不会摔倒。”
他们都沉默了。
我继续说:“你们可以帮我把这些安排好,但不是把我塞进谁家里。我的家,我住了三十多年,我不想在生病后连自己的床都没有。”
陈峰低声说:“我们只是怕你出事。”
“我也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一个人住?”
“因为我想保留一点自己能决定的生活。”
急诊室外人来人往。
护士推着病床从我们面前经过,车轮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陈雨擦掉眼泪,问:“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说:“第一,别答应每天陪我。你们做不到。”
“第二,别把‘放心,有我们’说得那么轻松。生病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
“第三,我需要你们时,我会开口。你们能来就来,不能来就告诉我真实情况。”
陈峰看着我:“还有吗?”
“还有,别把照顾我当成互相比较。谁来得多,谁就孝顺;谁来得少,谁就不孝。我们不是在交作业。”
陈雨低着头,眼泪又掉下来。
我握住她的手。
“我得癌症,不代表你们的人生都要停止。我是你们的妈妈,但我不是你们的全部责任。”
陈峰沉默了很久,说:“那你也别把我们排除在外。”
“我没有排除你们。”
“你什么都自己安排,什么都自己付钱,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我是在为自己负责,不是在惩罚你们。”
他点点头,像是终于听进去了。
出院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做了一张表。
表上没有谁必须每周来几次,也没有谁必须支付多少。
只有几项很具体的事情。
每周一,陈雨晚上打电话,确认我吃饭和吃药情况。
每周三,陈峰下班后过来,帮我买一周的生活用品。
复查和输液前,如果我需要陪同,就提前三天告诉他们。
如果两个人都不能来,就由护理站安排人员,费用从我的退休金里支付。
这张表,是我提议做的。
他们开始觉得别扭,后来慢慢习惯了。
我也习惯了不再把他们每一次迟到、没接电话、临时改变安排,都看成他们不爱我。
有一次,陈峰周三晚上临时加班,给我发消息说来不了。
以前的我可能会回一句“没事”,然后一个人在家里难过。
那天我直接回复:“那你周四晚上来,顺便帮我换浴室的灯泡。”
他回:“好。”
第二天,他来了。
他换灯泡时,踩着凳子摇摇晃晃,我在旁边说:“你小心点,别自己也摔了。”
他笑了:“妈,你现在管得比以前还多。”
我说:“我不是说了吗?我得癌症,不代表我变成废人。”
他停下动作,笑容慢慢淡了。
“妈,你还会害怕吗?”
“会。”
“那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平静?”
我想了一会儿,说:“因为我以前把害怕都藏在你们身上。总觉得只要你们在,我就不用怕。后来才知道,别人能陪你走一段,但不能替你走完。”
陈峰把旧灯泡放到桌上。
“你是不是早就想明白了?”
“没有。是摔那一跤以后才想明白的。”
“那我和陈雨是不是让你很失望?”
我说:“你们让我失望过,但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你们。”
“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我年轻时想象的那种孩子。你们不会永远围着我转,也没有能力替我承担所有病痛。可你们也不是不爱我。你们只是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你们也会害怕,也会累,也会做不到。”
他低声说:“对不起。”
我摇头:“不用道歉。以后别说做不到的事,就算是补偿我了。”
真正的转变,发生在我第一次化疗结束后的复查那天。
检查结果不错,医生说目前恢复得还可以,后续仍要按计划治疗。
走出诊室,我站在医院大厅里,忽然觉得阳光很亮。
陈雨来接我,陈峰也赶到了。
陈雨手里拿着一束小雏菊,说是孩子在路边买的。陈峰则拎着我的保温杯,杯盖没拧紧,洒了他一手水。
我看着他们,突然想起确诊那天。
那天我一个人从医院走出去,手里捏着癌症报告,心里只想着一件事:以后怎么办?
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我不知道治疗会不会顺利,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出现新的不舒服。
但我知道,我可以自己安排复查,可以自己签字,可以在需要时求助,也可以在不需要时拒绝被安排。
陈雨问:“妈,晚上去我家吃饭吗?”
我说:“不去。”
她明显一愣。
我笑了:“我今天想回自己家,煮一碗面。”
陈峰问:“你一个人能行吗?”
“能。不能的时候我会叫你们。”
他点头:“那我送你回去。”
“不用,我坐护理站的车。”
“我送你。”
“你送到楼下就行,别上楼替我收拾。”
陈峰笑了笑:“知道了。”
到家后,他们把我送到楼下。
陈雨把那束花递给我,叮嘱我晚上一定要给她发消息。
陈峰站在旁边说:“妈,明天我来换门口的防滑条。”
我说:“别忘了提前告诉我时间。”
“十点半。”
“如果公司有事呢?”
“我会提前说。”
我点头。
他们走后,我一个人慢慢上楼。
以前走这段楼梯,我总觉得屋子里空荡荡的。那天我却没有那么害怕。
我烧了一锅水,煮了面,放了一个鸡蛋,又把那束小雏菊插进丈夫留下的旧玻璃瓶里。
晚上八点,陈雨发来消息。
“妈,吃饭了吗?”
我拍了一张面条的照片发过去。
“吃了,味道还行。”
她回:“明天我给你带排骨。”
我说:“少带一点,别让孩子没得吃。”
过了一会儿,陈峰也发来消息。
“门口防滑条我明天十点半到。”
我回:“好。”
放下手机后,我坐在丈夫的照片前。
照片里的他还是那副温和的样子。
我说:“老周,我还不打算去找你。”
这一次,我没有哭。
我得癌症是真的。
我今年60岁也是真的。
我有儿子,有女儿,却不能指望他们随时随地守在我身边,这也是真的。
他们会爱我,但他们不能替我生病;他们会帮我,但他们不能替我承受治疗;他们愿意陪我走一段,但我的路,最后还是要自己走。
以前我以为,得了重病,最重要的是身边必须有人。
后来我才明白,真正重要的是,即使别人暂时不在身边,我也知道该找谁、该做什么、该怎样把自己照顾好。
子女不是救命药,亲情也不是全天候的陪护。
能指望的,首先是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准备,还有自己不肯放弃的那口气。
我用血泪才明白这个道理。
得癌症,别指望任何人,包括子女。
不是让你从此不需要爱,也不是让你拒绝所有帮助。
而是别把自己的命,交到任何人的承诺里。
别人来了,我感谢。
别人走了,我也不倒下。
今年60岁的我,得了癌症,却没有把余生交给恐惧。
我还要自己吃饭,自己复查,自己做决定。
能活一天,就把这一天过成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