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的一天午后，济南市府学巷旧书店里挤满了读者。一位身形矮小、双臂残缺的老人拄着拐杖，费力地把新书《极限人生》举过头顶。闪光灯响成一片，人群却突然安静，仿佛在向一段远去的岁月致敬。握书的那双残臂抖得厉害，墨镜后的右眼湿润。很少有人知道，整整四十年前，他曾在长春第三医大附属医院的病床上与死神搏斗九十三天；更少有人记得，1956年初春，这个叫朱彦夫的山东汉子拖着假肢回到张家泉村时，差点被亲娘拒之门外。

时间拨回1950年12月5日，朝鲜“250高地”。温度零下三十度，枪声、炮声、雪声交织。志愿军第38军某连只剩下最后几个人能够握枪。朱彦夫换着洞口里的机枪、步枪、手榴弹顶住美军两营的轮番冲击。三颗手榴弹同时落在脚边，他只来得及抛出一枚，就被爆炸与雪块一起吞没。刺刀补枪之后，他被推下山坡，静静埋在没膝深的积雪中。醒来时，肠管裸露，四肢冻到麻木，左眼彻底失明，右眼只剩模糊光感。昏迷、爬行，再昏迷，再爬行，靠着一把残缺的信念，他在冰河边被侦察兵发现。

伤员往国内后方转运，47次手术接连上阵，截肢的伤口溃烂又截。到1951年盛夏，朱彦夫醒来，体重跌到二十九公斤，“身高”缩水到一米三二，只有半截手臂和仅能模糊视物的右眼。极度疼痛加绝望，他连续尝试绝食、吞药、跳窗。马政委站在病床前一句话戳进心口：“活着是军令。”那一夜，他咬破嘴唇，把被单扯成布条捆住残臂，强迫自己进食。

1952年，转入山东荣军疗养院。他要先学走再学写。那年夏天，17公斤重的木制假肢一次次把他摔倒。为了分散疼痛，他边跌边唱《志愿军军歌》。一位老兵路过，只听到他断断续续的低吼。三个月后，他能拄拐一步步挪到院外的操场，看夕阳落进泰山脚下。

朱彦夫始终想家。1956年3月，他放弃公费疗养，坐四轮车回沂源。夜色里，他在自家土屋前敲门。门开，老母亲摇着灯，看清儿子的模样，后退一步，手里的灯差点掉地。“娘，我回来了。”他努力撑起笑。母亲泪水直流，嘴里却蹦出一句：“我伺候不了你，让国家照顾你吧。”这声“推辞”像针戳在心头。第二天一早，朱彦夫把门闩死，啃干地瓜，练穿衣、练翻书。整整三十一天，他没跨出屋门，最终靠残臂夹勺吃完第一碗热粥。夜里，他用微弱的小煤油灯背《新华字典》，把书页翻得湿漉漉。

春耕时节，乡邻发现这位“烈士”开始给镢把上油、给牲口添草。他用假肢丈量沟壑，琢磨怎么把分散的梯田连成片。1957年，他被推选为合作社支部书记。同年冬天，他用抚恤金搬回一麻袋书，把母亲的炕头改成图书角，晚上领着大伙识字。有人嘀咕：“没手没脚还能教书？”他哈哈一笑，把粉笔夹在残臂里写下“庄稼人要有知识”九个大字。粉末落满衣襟，他站得笔直。

治贫难，治沟更难。朱彦夫盯上村边三条大沟，主张“棚沟造地”。石头拱、暗渠排涝，单季地变双季地。驮土的驴累得直喘，他却拄拐来回指挥，摔倒十几次。有人劝他歇歇，他回答：“疼，说明还活着。”1965年，张家泉第一次粮食总产破十万斤。七年后，山上又砌出七十八道梯田，荒坡披上绿色。通电更费劲，他跑公社、拉电杆、接线路，拽着村干部算账，到1978年全村灯泡同时亮起。二十五年，张家泉从乞讨村变成果品集散地，他却报废了七副假肢。

1982年，他因为心脏频繁早搏卸下书记职务。闲不下来，想起当年指导员的吩咐——把战场写下来。他不会打字，只能手写。残臂撑笔，舌头翻字典，一页写错，就咬牙撕掉重来。《极限人生》历时九年，五百多支钢笔芯磨成寸断。1996年书成，当年那个坚守“250高地”的十八岁士兵终于给战友们交了答卷。

报告会上，突然有观众问：“朱老，现在幸福吗？”老人想了想，笑道：“活着，就得干；能干，就是福。”话音不大，却掷地有声。全场静了几秒钟，掌声不约而同响起。一位白发退伍兵悄声说：“这才叫真正的兵。”母亲那句“让国家照顾你吧”早已翻篇。很简单，他用整整一个甲子，证明自己配得上那句回答——“国家好，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