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成都进行二审的一起家暴案件，备受大家关注，受害人即使在怀孕期间，依然遭到丈夫的家暴，两年内被家暴16次。法院二审，施暴者因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赔偿受害者谢女士各项损失37.9万元。

《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后，国内家暴案呈减少趋势。无论是妇联系统收到家暴投诉数量呈下降趋势，还是有关报告披露涉家庭暴力的人身伤害犯罪案件数量不断下降，都是一些积极信号。然而，家暴案仍然不时发生，其中某些家暴个案的摧残程度超出了想象。

以上述案件为例，受害者两年内遭受16次家暴，全身伤痕20多处，包括多处永久性的伤害，其中，肝脏因为严重受损而被部分切除，回肠、十二指肠也需要进行手术修复，左肾萎缩、肾功能至今没有恢复。无论家暴次数还是受伤害程度，都是对正义的挑衅。

相比部分家暴受害者变“沉默的羔羊”，谢女士面对家暴并未选择隐忍，而是六次报警，警方也曾上门调停并两次发出《家庭暴力告诫书》，她也曾向当地法院申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但相关保护措施未能遏制家暴。甚至她在申请保护令当晚遭受最严重暴力。

由此看出，告诫书也好，保护令也罢，都未能发挥出应有作用。这固然与施暴者无视法治手段有关，但也暴露出法律执行环节存在不足。比如，受害者第一次报警，警方口头警告是否偏软？第二次报警，警方如果建议申请保护令，可能比发出告诫书效果更好。

再如，受害者申请保护令时，提供了施暴者的身份证复印件（有效期内），只是不是成都的身份证，但法院工作人员却说不行，这显然抬高维权门槛增加保护难度，容易给施暴者可乘之机。尽管施暴者最终受到刑罚惩治，但此案暴露的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如果说家暴行为发生前两次，从受害者到执法者，都以较为严厉的手段反制施暴者，恐怕施暴者不会形成“习惯性家暴”。正因为某些受害者对最初家暴行为未采取“零容忍”态度，某些执法者治理手段软弱，或习惯于渐进式执法，就会纵容施暴者变本加厉。

生命健康权是人最基本的权益。当家暴受害者两年遭遇16次家暴，即便身体条件再好的人恐怕也经不起如此摧残。其中，谢女士身上多处永久性的伤害，不仅给其人生留下无法抹去的痛苦与阴影，也在某种程度反映出我国反家暴工作面临诸多挑战有待解决。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相关司法解释以及各地不断健全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以法院系统为例，有的基层法院仍存在举证门槛高、审查周期长、申请材料复杂等问题，有的工作人员对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有认识偏差，发放十分谨慎。这都不利于保护受害者。

再如，2023年《国务院关于反家庭暴力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到，各地告诫书发放标准和程序、送达范围、信息录入、跟踪回访等要求不一致，不同地区基层执法人员认识不统一，告诫制度执行地区差异较大。去年九部门发文统一告诫书制度标准，有待落实。

因此，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以个案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反家暴工作机制，既要重视反家暴执法力度，也要重视反家暴执法效率，还要重视反家暴门槛等，相关执法部门只有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完善工作机制，才能为受害者及时撑起“保护伞”，减少家暴伤害。

总之，虽然施暴者最终受到法律惩罚，但受害者被家暴16次后才实现正义，这种正义来的有点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