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上海“苏联专家”诈骗案：混血男子接连诈骗富二代、资本家、女学生、大学教授，无一失手！最终被一律师用高明手段爆出......
01 外滩奇遇
1957年12月的一天，26岁的林午昊把画架支在外滩的情人墙边，半眯着眼，审视着画布上初具雏形的油彩。
他刚从美术学院的油画专业毕业两年。
按照那个年代的规矩，他本该背上行囊，将自己的青春和画布一起，涂抹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背景板上。
但林午昊是谁？
他是林炳甫的儿子。
林炳甫，一个在上海滩商海里翻滚了几十年的老狐狸，三家工厂、两家商铺的老板。
公私合营的浪潮拍过来，他顺势而为，成了拿着高额定息的红色资本家。
每个季度都有七千多元的进账！
而那个年代，一个普通青年工人的月工资，撑死了也就四五十块钱。这也意味着在他儿子林午昊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窘迫”这两个字。
所以，当学校的分配通知书下来时，林午昊只是轻飘飘地挥了挥手，仿佛在赶走一只嗡嗡作响的苍蝇。
“去山东？不去。”
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学校的领导脸色铁青，撂下狠话：“不服从分配，以后就别想再有工作安排！”
林午昊对此毫不在乎，他乐呵呵地回了家，继续过他那衣食无忧、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啃老”生活。
当然，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不叫啃老，这叫“为艺术献身”。
他有一个宏大的志向——成为一名画家。
世界级的太远，够不着；
国家级的，似乎也有些飘渺；
那么，至少也要在上海滩画出点名堂来吧。
为了这个“名扬上海滩”的理想，他倒是很舍得下功夫。
每个星期，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背着画具，到外面写生一两次。
外滩，就是他最常来的地方。
这里的万国建筑博览群，以及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总能给他提供无穷无尽的灵感。
今天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林午昊感觉到身后有一个影子，已经停留了很久。
他画画的时候，旁边总不缺围观者，但那些好奇的目光通常像蜻蜓点水，稍作停留便会散去。
可今天这个，像一尊雕塑，钉在了他身后。
从那沉稳而有力的呼吸声判断，应该是个男人，而且块头不小。
这让他有些不自在，画笔在调色板上蘸了半天，却迟迟没有落到画布上。
他终于忍不住，微微侧过身，回头望去。
这一眼，让他有些意外。
那是一个外国人。
三十多岁的年纪，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鼻梁高挺，嘴唇的线条清晰而优雅，整个人透着一股难以言说的翩翩风度。
见林午昊回头，那人脸上露出一丝歉意的微笑，用一口带着些许口音的英语说道：“抱歉，先生，我是不是打扰到您的创作了？”
在当时的上海，像林午昊这样的小开（沪语，指富家子弟），或多或少都能说几句英语。
这不仅是一种时尚，更是跻身上流社交圈的一张隐形名片。
林午昊的英语说得还算流利，他当即放下画笔，用英语回应道：“没关系，先生。您也对绘画感兴趣吗？”
“是的，非常。尤其欣赏您的这种现实主义风格，色彩饱满，充满力量。”
对方的赞美恰到好处，既不显得过分谄媚，又精准地搔到了林午昊的痒处。
“我叫瓦洛嘉，”那人主动伸出手，“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一个来自苏联的工程师。”
苏联援华专家！
“哦！您是苏联同志！”
林午昊立刻切换成俄语，那纯正的莫斯科口音让对方的蓝眼睛里也闪过一丝惊讶。
林午昊在大学里选修过两年俄语，而且学得极好。
他曾被学生会选中，参加了一个与苏联留学生“互教互学”的语言交流项目，两年下来，他的俄语口语已经磨练得如同专业翻译般流利。
“您的俄语说得真棒！简直就像是在列宁格勒长大的。”
瓦洛嘉的赞叹让林午昊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两人之间的距离瞬间被拉近，仿佛失散多年的故友。
“站着说话太累了，”瓦洛嘉发出邀请，声音温和而富有磁性，“不如我们找个地方坐下来，喝杯咖啡，慢慢聊？”
“当然！我知道一个好地方，就在附近。”
林午昊热情地引路，带着瓦洛嘉穿过马路，走向了南京东路口的和平饭店。
和平饭店，这座哥特式建筑如同一个凝固了时光的符号，静静地矗立在黄浦江畔。
他们没有去正厅，而是拐进了一个隐蔽的小咖啡馆。
这里供应着正宗的进口咖啡豆，香气浓郁，是招待外宾的绝佳场所。
两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他们聊得很投机，从契诃夫的戏剧到列宾的油画，从莫斯科的红场到上海的外滩。
瓦洛嘉的博学和优雅，让林午昊越发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真正的知己。
一个多小时在愉快的交谈中飞逝而过。
林午昊正准备招手叫服务员买单，尽一尽地主之谊，却没想到，瓦洛嘉比他更快一步，已经优雅地从口袋里摸出钱包，将几张崭新的人民币递给了服务员。
“不不不，瓦洛嘉先生，这怎么行！今天应该我来请。”林午昊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朋友之间，何必计较这些。”
瓦洛嘉微笑着，那双蓝色的眼睛里满是真诚，“今天我们聊得非常愉快，这杯咖啡，应该由我来表示感谢。”
这种“不差钱”的专家风范，让林午昊对他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他坚持要回请，问道：“瓦洛嘉先生，下周您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请您去红房子西餐馆，尝尝地道的法国大菜。”
瓦洛嘉略作思索，扳着手指算了算，说：“下周六晚上吧，我应该有时间。”
“太好了！”
林午昊大喜过望，“那就下周六晚上七点，我们在陕西南路长乐路口的红房子门口见，不见不散！”
林午昊望着瓦洛嘉远去的背影，心里充满了期待。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兴致勃勃地，一脚踏进了一个为他量身定做的陷阱。
02 留苏诱饵
红房子西餐馆，在五十年代的上海，不仅仅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它是一个符号，一个阶层的标签。
之后的几个星期，这种每周一次的约会成了他们之间固定的仪式。
有时是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天鹅阁”，有时是在静安寺路的“德大”，他们品尝着罗宋汤和焗蜗牛，聊着艺术与人生。
瓦洛嘉似乎对上海的一切都充满好奇，而林午昊则乐此不疲地充当着向导和解说员，将他所知的上海滩的浮华与风雅，一点一滴地展现在这位苏联朋友面前。
在这些看似随意的交谈中，瓦洛嘉的形象在林午昊心中变得愈发高大和神秘。
他不动声色地，将自己的履历像拼图一样，一块一块地拼凑起来。
他告诉林午昊，自己是列宁格勒人，今年三十六岁。
二十岁那年，他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
卫国战争的炮火烧到了家乡，他毅然投笔从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立下过赫赫战功。
战争结束后，他脱下军装，重返工厂，成了一名兵工工程师。
但他并未就此满足，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终于在1953年，拿到了动力学博士学位。
今年春天，他响应祖国的号召，奉组织指派，以兵工专家的身份，跨越山海，来到了上海。
这番履历，完美地契合了那个时代对“苏联老大哥”的所有想象。
林午昊听得心驰神往，几乎要将他奉为偶像。
他曾试探着想问瓦洛嘉具体在哪个单位工作，能否给一个电话号码方便联络。
可一听到“兵工”二字，林午昊便识趣地把话咽了回去。
反倒是瓦洛嘉，在一次喝完咖啡后，主动向他索要了家里的电话号码，并解释说：“林，你知道，我们的行动是受纪律约束的，不能随意透露联系方式。以后，我会打电话给你。”
这种不对等的联系方式，非但没有引起林午昊的怀疑，反而更增添了瓦洛嘉身份的真实性与神秘感。
一个需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兵工博士，这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铺垫已经足够，是时候抛出诱饵了。
第三次见面，是在高耸入云的上海大厦。
酒过三巡，瓦洛嘉放下刀叉，用他那双深邃的蓝眼睛注视着林午昊，语气诚恳地说道：“林，我的朋友，你如此热爱油画，又有这样出众的天赋，为什么不设法去国外留学深造呢？那才是艺术家真正的殿堂。”
林午昊的心，被这句话狠狠地撞了一下。
出国留学！
是啊，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名画家，闭门造车怎么行？
去欧洲，去巴黎，去佛罗伦萨……那才是艺术的圣地。
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林午昊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去哪里留学呢？现在想出去，比登天还难。”
“为什么不去苏联呢？”
瓦洛嘉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我们有列宾美术学院，有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那里的艺术氛围和教学水平，丝毫不逊于西方。如果你愿意，林，我可以帮你。”
林午昊的呼吸瞬间凝滞了。
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瓦洛嘉仿佛没有看到他的失态，继续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在莫斯科大学有一个亲戚，是我母亲的堂弟，他在艺术学院担任着不低的领导职务。我可以写信给他，推荐你过去。以你的才华，我相信他会非常乐意促成此事的。”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林午昊激动地抓住瓦洛嘉的手，语无伦次地连声道谢：“瓦洛嘉先生！我的朋友！如果……如果真能这样，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才好！”
“朋友之间，不必客气。”瓦洛嘉微笑着，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周后，一个电话打到了林家，是瓦洛嘉。
他说，莫斯科的亲戚回信了。
林午昊欣喜若狂，立刻在上海大厦订下了最好的包间。
席间，瓦洛嘉从他那精致的公文包里，郑重地取出一个信封。
那信封的材质很特殊，不是市面上常见的牛皮纸或道林纸。
上面没有写任何地址，只用俄文打印着瓦洛嘉的名字，名字后面还有一个括号，里面是一串神秘的阿拉伯数字。
最引人注目的，是信封封口处盖着的一枚鲜红的、三角形的印戳。
印戳的图案是俄语的缩写，旁边还有一串日期。
“这是什么？”林午昊好奇地问。
“这是我们援华专家专用的内部通邮标记。”
瓦洛嘉耐心地解释道，“我们的信件每周由专人统一收集，通过驻沪总领事馆，随同外交邮件一起送往苏联。从苏联寄回来的信件，也按同样的渠道分发。这个红色印戳，就是身份和保密的象征。”
林午昊肃然起敬。
他接过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展开。
信是俄文写的，以他的俄语水平，读懂大意不成问题。
信里的内容热情洋溢，瓦洛嘉那位在莫斯科大学当领导的亲戚表示：非常欢迎林午昊这样有才华的中国青年去苏联留学，他将动用自己的所有关系，竭力促成此事，请他准备好个人资料，静候佳音。
看完信，林午昊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
他彻底相信，自己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
他的人生，他的艺术梦想，即将在这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扬帆起航，驶向一片光明的未来。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再次向瓦洛嘉表达着无以复加的感激之情。
而瓦洛嘉，只是挂着他那标志性的、温文尔雅的微笑，看着眼前这个被梦想冲昏头脑的年轻人，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欣赏着已经完全落入自己陷阱的猎物。
他知道，收网的时候，快到了。
03 初露獠牙
巨大的希望所带来的眩晕感，让林午昊彻底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从上海大厦那顿饭开始，瓦洛嘉在他心中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值得敬佩的异国朋友，升华为一个可以托付前程的“恩人”。
他开始毫无保留地向瓦洛嘉倾诉自己的艺术构想，甚至将自己最得意的几幅画作拿给他品评。
而瓦洛嘉，则像一个最高明的心理医生，总能在最恰当的时候，给予最精准的鼓励和引导。
时机在一次次的推杯换盏中成熟。
獠牙，终于在精心包裹的温情脉脉之下，悄然探出。
那是在又一次见面后，瓦洛嘉状似无意地提起：“林，我的朋友，最近我们专家组里有几位同事要回国探亲。你知道，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珍珠粉，在莫斯科可是非常受欢迎的紧俏货。我想请他们带一些回去，送给家人和亲戚。”
“这是好事啊！”
林午昊附和道，“应该的，应该的。”
瓦洛嘉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为难：“只是……你也知道，我们在这里的津贴是按月发放的，这个月的还没下来。我算了一下，手头的现钞还差那么一点儿。所以……我想向你开口借一些，等津贴发下来，我马上就还给你。”
听到“借钱”二字，林午昊没有丝毫犹豫。
“没问题！瓦洛嘉先生，您需要多少？”他拍着胸脯，豪爽地问道。
“不多，”瓦洛嘉轻描淡写地说，“大概……一两千元人民币吧。”
一两千元！
这个数字，在1957年的中国，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但这个数字，在林午昊的耳朵里，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只是觉得，自己手头没有这么多现金，得回家跟老爸要。
当林午昊把这件事告诉父亲林炳甫时，这位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老商人，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
凭借他那狐狸般的直觉，他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
这种“拆借”的手法，在旧上海的十里洋场，他见得多了。
然而，几个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碰撞，最终压倒了那份警惕。
首先，时代不同了。
新中国的社会治安已经今非昔比，那些旧社会的魑魅魍魉、坑蒙拐骗的伎俩，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和儿子一样，对瓦洛嘉“苏联专家”的身份深信不疑。
最后，也是最现实的考量——儿子的留苏大业，还得仰仗这位专家。
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林炳甫心中的那点疑虑很快便冰消雪融。
他认为，这笔钱，更像是一种人情投资。
至于还不还，那都是次要的。
“好，这钱我给你。”
林炳甫打开了家里的保险柜，数出二十张“大团结”，递给儿子。
“记住，如果对方要给你打借条，你千万不要收。我们这是帮忙，不是放债。”
老商人的精明在此刻显露无疑。
不收借条，既显示了自己的大度，也避免了日后可能出现的任何书面上的纠葛，把人情做到了极致。
不仅如此，林炳甫还亲自跑到南京路的绸缎庄和药房，精心挑选了上好的丝绸料子和几盒包装精美的珍珠粉，让林午昊一并带给瓦洛嘉。
“告诉瓦洛嘉先生，这是我们家的一点心意，送给他家眷的薄礼。”
当林午昊将两千元现金和一大包礼物送到瓦洛嘉面前时，瓦洛嘉的脸上露出了感动的神色。
他紧紧握住林午昊的手，用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说道：“林，我的朋友，你的慷慨和友谊，我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将永远铭记在心！”
瓦洛嘉显然也深谙“礼尚往来”的社交哲学。
一周后，他再次约见林午昊，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惊喜”。
好消息是：莫斯科大学方面已经正式同意接收林午昊为留学生，请他尽快准备好一应申请材料，直接寄往莫斯科大学。
为了打消林午昊可能存在的任何疑虑，瓦洛嘉还特意强调：“地址你是知道的，可以直接寄过去，不需要通过我转交。”
而那个“惊喜”，则是一份贵重得令人咋舌的礼物。
瓦洛嘉得知林午昊即将订婚，特意为他的未婚妻准备了一份订婚礼——一枚镶嵌着足足有一克拉钻石的白金戒指！
当那个精致的首饰盒在林午昊面前打开，硕大的钻石在灯光下折射出璀璨夺目的光芒时，林午昊彻底被征服了。
他粗略估算了一下，这样一枚钻戒，价值至少数千元，远远超过了他“借”出去的那笔钱。
至此，林家父子心中最后一丝可能存在的芥蒂，也被这耀眼的光芒彻底冲刷干净。
他们觉得，自己遇到的不仅是一位手眼通天的苏联专家，更是一位重情重义、出手阔绰的真正贵族。
他们哪里知道，这不过是骗子“放长线钓大鱼”的经典手法，用一个虚假的、成本低廉的诱饵，换取了他们百分之百的信任，为最后那致命的一击，铺平了所有的道路。
04 吴淞口迷案
也许是那枚“一克拉钻戒”的效果太过显著，让瓦洛嘉觉得火候已到；
又或许是他所说的“津贴发放日”即将到来，让他觉得没有必要再继续陪着这位富家小开玩这种温情脉脉的游戏。
总之，他决定收网了。
在收网之前，他还要给林午昊留下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周五的下午，林午昊接到了瓦洛嘉的电话。
电话里，瓦洛嘉的语气一如既往地热情洋溢：“林，我的朋友！这个周日我休息，一直想去吴淞口看看，亲眼见证一下长江汇入大海的壮阔景象。你有空陪我一起去吗？最好带上你的照相机，我们可以在那里拍一些值得纪念的照片。”
吴淞口，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处，江海浩渺，气象万千。
对于一个生活在内陆国家的苏联人来说，这样的景象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林午昊想都没想，一口答应下来。能陪同“恩人”游览，在他看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荣幸。
星期天，一个风和日丽的大晴天。
林午昊起了个大早，精心打扮了一番。
他穿上了一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手腕上戴着他那块引以为傲的欧米茄金表，脖子上还挂着他家那部价格不菲的德国蔡司照相机。
为了能让瓦洛嘉更好地欣赏江景，他还特意带上了同样是蔡司品牌的军用级望远镜。
两人在约定的地点碰头，然后乘车前往吴淞口。
江风猎猎，吹得人衣袂翻飞。他们沿着江堤漫步，瓦洛嘉不时发出一两声赞叹。
他拿着林午昊的相机，兴致勃勃地为他拍了好几张照片，每一张都构图精巧，角度独特，俨然一个摄影行家。
游览了一会儿，两人在一处僻静的堤岸上坐了下来。林午昊从背包里取出特地准备的牛奶、点心、巧克力和蜜饯，殷勤地请瓦洛嘉品尝。
“林，你总是这么周到。”
瓦洛嘉笑着，也从他的挎包里拿出了自己的“野餐”——一瓶晶莹剔透的伏特加、两个古朴的木头酒杯、两个贴着俄文商标的鱼肉罐头，还有一个足有一市斤重的俄式大列巴。
“来，我的朋友，尝尝我们家乡的味道！”
酒精，是拉近男人之间距离最快的催化剂。
林午昊平时也喜欢喝两杯，但酒量实在不敢恭维，一瓶啤酒下肚就已经是极限。
此刻，面对瓦洛嘉递过来的那杯散发着浓烈麦香的伏特加，他有些犹豫。
“为了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干杯！”瓦洛嘉举起了木杯，蓝色的眼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这个祝酒词，在那个年代，有着不容抗拒的魔力。
林午昊只得硬着头皮，将那杯烈酒一饮而尽。
辛辣的液体像一条火线，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呛得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瓦洛嘉却像喝白水一样，面不改色。
半瓶伏特加下肚，他不但毫无醉意，反而兴致更高。
他又给林午昊满满地倒上了一杯，再次举杯：“为我们两人真挚的私人友情，为即将开始的莫斯科留学生活，预祝一切顺利，干杯！”
话说到这个份上，林午昊已是骑虎难下。
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已经开始发沉，眼前的景物也变得有些模糊。
但对方的祝酒词句句都说在他心坎上，他强撑着，再次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这一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午昊的意识像被一只无形的手迅速抽离，很快就陷入了一片混沌的迷糊之中。
不知过了多久，一阵钻心刺骨的寒意将他从昏睡中惊醒。
他感觉自己仿佛赤身裸体地躺在一个巨大的冰窟窿里，全身的血液都快要凝固了。
他猛地睁开眼睛，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
身边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瓦洛嘉的影子？
那瓶喝了一半的伏特加，那两个鱼肉罐头，连同那个大列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身上，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那件崭新的小羊羔皮夹克不翼而飞，身上只剩下一件单薄的毛衣。
手腕上空落落的，那块欧米茄金表也不见了！
他慌忙去摸脖子，那部蔡司照相机和望远镜，同样消失了。
最后，他摸了摸口袋，钱包也不见了，里面还有一百多元的现金和一些票证。
林午昊呆呆地坐在冰冷的堤岸上，江风吹过，他打了一个寒战。
换作任何一个正常人，此刻的第一反应必然是冲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但是，林午昊没有。
他那被酒精和虚荣浸泡得迟钝了的大脑，根本就不愿，也不敢将这一切与他那位“恩人”瓦洛嘉联系在一起。
他努力地为眼前这离奇的一幕寻找着合理的解释：一定是我喝醉睡着了，瓦洛嘉先生可能有急事，先离开了。正好有该死的坏人路过，看到我睡得不省人事，便趁机下手偷走了我的东西……
对，一定是这样！
他抱着这个可笑的念头，在寒风中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希望能看到瓦洛嘉去而复返的身影。
然而，江面上除了偶尔驶过的轮船，再无他物。
实在耐不住那深入骨髓的寒意，林午昊终于决定——回家。
他失魂落魄地走到公路边，拦下了一辆过路车。
一路上，他还在反复安慰自己，这只是一场意外，一场倒霉的意外，绝不能因此影响了自己和瓦洛嘉先生的友谊，更不能影响自己伟大的留苏前程。
他甚至开始担心，如果自己报了案，把事情闹大了，会不会给瓦洛嘉先生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这个被骗得体无完肤的富家子，直到此刻，还在为那个将他洗劫一空的骗子着想。
05 律师奇谋
当林午昊失魂落魄地回到家中，将吴淞口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告诉父亲时，林炳甫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惊怒过后，林炳甫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称赞儿子：“幸亏！幸亏你没有报案！”
他背着手，在客厅里焦躁地踱来踱去，嘴里念念有词：“这事要是惊动了公安，捅了出去，天晓得会闹出个什么结果来。牵扯到苏联专家……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损失是惨重的。
小羊羔皮夹克、欧米茄金表、蔡司相机、望远镜，再加上钱包里的现金，零零总总加起来，差不多值五六千元！
这笔钱，足够在上海的二线地段买下一整条石库门弄堂里的一个小门面。
“怎么办？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林炳甫一辈子精于算计，此刻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棘手。
钱财的损失固然让他心痛，但更让他恐惧的，是这件事背后可能牵扯出的政治风险。
在客厅里转了十几圈后，林炳甫猛地停下脚步，他想到了一个人。
他相信，只有这个人，才有办法解开眼前的这个死结。
这个人，名叫施志勋。
施志勋，时年四十三岁，是林炳甫的妹夫，也是上海滩一个传奇般的人物。
他的经历之复杂，足以写成一本厚厚的小说。
他早年留学日本，学的是法政。
回国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法院里当法官。
上海沦陷，成了孤岛，他又被汪伪政权留用，继续做法官。
这在当时并不算特别稀奇，稀奇的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清算汉奸，竟然没有动他分毫，他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府”的法官，甚至还坐在审判席上，给他昔日的伪政府同事们量刑定罪。
更稀奇的还在后头。
1949年5月，上海解放，风云变幻，这位施先生竟然再次被新生的红色政权留用，当了两年人民法官。
后来因病休养了两年，复出后，又成了上海滩为数不多的职业律师之一。
懂行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能在三个截然不同的政权下都如鱼得水，绝不是一个“运气好”就能概括的。
这背后，必然隐藏着更深层次的秘密。
施志勋在明面上做法官、当律师的同时，暗地里还客串着另一份惊心动魄的差事——地下工作。
他为汪伪效力时，是“军统”的眼线；为国民党效力时，又悄悄地为共产党提供了不少助力。
正因如此，他才能在一次次的政治风暴中“逍遥法外”，并且活得有滋有味。
林炳甫电话打过去不到半小时，施志勋就提着一个皮质公文包，匆匆赶到了林家。
他个子不高，微微有些发福，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眼神却异常锐利，仿佛能洞穿人心。
尽管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听完林午昊结结巴巴的叙述后，一时之间，也和林家父子一样，不敢轻易怀疑那位“苏联专家”。
他沉吟片刻，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最后开口道：“把你那位苏联专家朋友送给你的订婚礼，那枚白金钻戒，拿出来我看看。”
林午昊连忙从楼上取来那个精致的首饰盒。
施志勋没有多言，带着林炳甫，径直去了他的一位好友周先生的府上。
这位周先生，是沪上最负盛名的珠宝鉴定师，一双火眼金睛，阅宝无数。
周先生接过那枚戒指，甚至没有动用放大镜，只在手里掂了掂，对着灯光看了一眼，便斩钉截铁地吐出三个字：“玻璃的！”
这三个字，如同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林炳甫的心上。
从周先生家出来，坐在返回的黄包车上，施志勋一言不发。
直到进了林家大门，他才缓缓开口，语气冰冷而确定：“姐夫，那个瓦洛嘉，也是假的。”
“假的？！”
林炳甫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脸上血色尽失，嘴唇哆嗦着，“这个天杀的骗子！我要报案！我马上就去报案！”
说着，他一把抄起了电话机。
“不能报！”施志勋闪电般地伸出手，死死按住了电话机的叉簧。
“为什么不能报？！”
林炳甫急了，几乎是在咆哮，“我儿子被骗了这么多钱财，难道还不能说理去吗？”
“姐夫，你做生意是内行，可要论政治，你就是个门外汉！”
施志勋的语气变得异常严肃，“现在是什么时候？‘反右’运动刚搞过！多少知识分子、工商界人士，就因为在背后对苏联老大哥说了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被打成了‘右派’，送去大西北啃沙子了！你还敢去公安局说‘苏联专家’是骗子？”
他顿了顿，进一步解释道：
你报案，说是被一个冒充的苏联专家骗了。
公安局一查，万一，我是说万一，那人根本不是什么骗子，而是个有点背景的外国侨民，或者干脆就是哪个我们不知道的部门请来的真专家，只是行为不检点。
事情一旦闹大，上面为了所谓的‘国际影响’，会不会反过来找你的麻烦，说你诬告友好人士？
到时候，你就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叫‘未获其利，先受其害’！
一番话，说得林炳甫冷汗涔涔。
“那……那可怎么办啊？”林炳甫彻底没了主意，像个无助的孩子，望着自己的妹夫。
施志勋扶着林炳甫坐下，不紧不慢地说道：“姐夫，别急。报案是要报的，但不能这么报。我们得换一种方式，一种比直接报案更有效，也绝对安全的方式！”
他凑到林炳甫耳边，压低了声音，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策，娓娓道来。
两天后，中共上海市委的信访收发室里，同时收到了六封一模一样的挂号信。
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收信人的名字和职务：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以及分管政法的书记许建国。
发信人，正是林午昊。
这封由施志勋亲自执笔起草，再由林午昊誊抄的信函，其内容与所有人预料的都截然相反。
信里没有一个“骗”字，没有一句告状的话。
通篇都是热情洋溢的赞颂之词，赞颂伟大的中苏友谊，盛赞苏联老大哥对中国建设的无私援助。
信中，林午昊满怀深情地叙述了自己与苏联专家瓦洛嘉同志交往的经过，详述了自己在瓦洛嘉同志的帮助下，思想觉悟和外语水平得到了多么巨大的进步。
然后，笔锋一转，言归正传：正当他准备在瓦洛嘉同志的指引下，进一步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思想和优良品质时，却突然和这位令人尊敬的专家同志失去了联系。
因此，他冒昧地给市委的六位领导写信，恳请领导们能在百忙之中，动用组织的力量，帮助他打听一下瓦洛嘉同志的下落，以便他能够继续向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学习。
这就是施志勋的智慧，一种在刀锋上跳舞的、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
他很清楚，这封信就像一颗被精心包装过的炸弹，投出去后，会在官僚体系的层层传递中，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而这一连串反应的最终落点，必然会精准地定位在——追查“瓦洛嘉”其人。
到那时，公安局自然会介入。
而林家，则从一个可能被扣上“破坏中苏友谊”帽子的报案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积极向上、渴望进步的“受害者”。
一盘死棋，就此盘活。
06 惊动克格勃
施志勋的计策，如同一枚精准制导的导弹，其轨迹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那六封一式一样的挂号信，虽然是写给市委六大书记的，但按照当时的行政流程，自然不可能直接送到书记们的案头。
它们被市委办公厅的信访工作人员登记在册后，就转交给了上海市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市政府——下属的外事处。
信访办的批示是：请外事处同志与苏联专家组联系，核实情况后，给来信人一个回复。
当时的上海，驻扎着二百多名苏联专家，他们分散在几十个不同的单位，从重工业到市政建设，从文化教育到医疗卫生，几乎无处不在。
但这些专家并非一盘散沙，他们隶属于一个统一的管理组织，这个组织在他们来华之前就已经组建完毕，代号——“援华专家第102小组”。
这个小组，就像一个独立王国，配备有政工、党务、外事、安全、生活、技术等一整套的领导班子。
这些人本身不一定是技术专家，但他们是管专家的官。
因此，市人委外事处接到信函后，便顺理成章地将其转往了第102小组。
信件到了苏联人手里，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专家组的党务负责人，一个名叫伊万诺夫的秃顶中年人，在花名册上翻来覆去地找了几遍，眉头越皱越紧。
他可以确定，在沪的二百一十七名苏联专家中，根本没有一个叫“瓦洛嘉·格里高利雅夫”的人。
这就奇怪了。
是有人使用了化名与中国居民进行私人接触？
还是更糟的——有人在冒充苏联专家？
对于前者，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对于后者，则是对苏联国家声誉的公然挑衅。
在那个对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年代，苏联人对此事的认真程度，超出了所有中国人的想象。
伊万诺夫立刻将此事向小组领导作了汇报。
两天后，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停在了林午昊家所在的弄堂口。
车上下来两位高大的苏联人，在市外事处的一名干部和一名翻译的陪同下，来到了林家。
林家父子见到苏联人亲自登门，心中一阵狂喜，暗道施志勋的计策果然高明。
他们牢牢记着施志勋的嘱咐，脸上挂着热情而又略带焦急的神情，对财物被骗被盗一事只字不提。
林午昊用他那流利的俄语，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与“瓦洛嘉同志”之间那段“纯洁的友谊”，详尽地描述了他们每周一两次在和平饭店、红房子、德大西餐社等高级场所的约会，以及一同游览外滩、公园的愉快经历。
两个苏联人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惊讶。
他们面面相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他们的认知里，苏联专家在中国，应该是艰苦朴素、无私奉献的典范，怎么会像这个林午昊所说的那样，频繁出入高档消费场所，并且心安理得地让一个中国普通市民买单？
这不就是赤裸裸地揩中国人民的油吗？
这个“瓦洛嘉”，究竟是何方神圣？
两位苏联人带着满腹的疑窦返回了专家组驻地。
汇报之后，小组领导层立刻意识到，这件事远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
原先负责此事的党务和外事人员被撤换，接手调查的，是专家组内部一个最神秘的部门——保卫小组。
这个所谓的“保卫小组”，其成员的真实身份，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克格勃”驻外特工人员。
当这两名新的调查人员再次出现在林家时，气氛立刻变得不同了。
他们不再是之前那两位彬彬有礼的“同志”，眼神锐利如鹰，问题也刁钻得如同手术刀。
他们都是受过严格反间谍和审讯训练的精英，只跟林家父子打了个照面，就从他们那过于热情又略显僵硬的神情言语间，敏锐地嗅到了隐情。
“林先生，”其中一名克格勃特工盯着林午昊的眼睛，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最后一次见到瓦洛嘉先生，是在什么情况下？你们之间，除了谈论艺术和友谊，还发生过其他什么事情吗？比如……金钱方面的往来？”
一连串的追问，让林午昊有些招架不住。
他求助似的看了一眼父亲，林炳甫也同样面露难色。
父子俩按照施志勋事先的交代，支支吾吾地说道：“这个……情况比较复杂。这样吧，能否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施志勋先生，来跟你们谈？”
“法律顾问？”两名克格勃对视一眼，心中更加确定，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不小的秘密。
施志勋的出场，阵势就完全不同了。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身后还跟着另外两名西装革履的律师，作为见证人。
他一开口，就提出了一个让苏联人都感到意外的要求：他要求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必须派员到场，否则他拒绝透露任何信息。
克格勃们意识到，这件事已经超出了他们可以私下处理的范畴。他们立刻通过内部渠道联系了总领事馆。
半小时后，当领事馆的官员匆匆赶到，在场的所有人都正襟危坐时，施志勋才不紧不慢地打开了他的公文包，将林午昊被诈骗、被盗窃的全部案情，连同那枚被鉴定为假货的“钻戒”，有条不紊、逻辑清晰地和盘托出。
石破天惊！
在场的苏联人闻言，无不大惊失色。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违纪或者冒充问题了，这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刑事犯罪！而且犯罪分子还打着“苏联专家”的旗号，这简直是在给伟大的苏维埃脸上抹黑！
一名克格勃特工当即向专家组领导打电话作了紧急汇报。
电话那头，小组领导的声音因为愤怒而有些变形，他下达了指令：立刻！马上！请林午昊先生到专家组驻地，辨认所有男性专家的照片！我们必须查清楚，这个“瓦洛嘉”到底是谁！
林午昊在施志勋等一干人的陪同下，来到了位于上海西郊的一处戒备森严的大院。
在专家组的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搬来了一叠厚厚的相册。
林午昊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相册里是所有在沪男性专家的照片，从二十多岁的年轻技术员，到六十多岁的白发教授，一张张斯拉夫人特有的面孔从他眼前滑过。
他看得非常仔细，生怕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然而，当他翻完最后一页，合上相册时，却只能失望地摇了摇头：“一个也不是。”
专家组对此事的处理态度，严谨到近乎刻板。
光凭林午昊的口头否定，他们还不放心。
当天深夜，一道紧急指令下达到所有专家手中：要求全体男性专家，必须就“林午昊与瓦洛嘉相约去吴淞口的那一天”，即上个星期天，各自的全部活动情况，写出一份详细的书面说明。
这份属于克格勃内部审查的材料，施志勋当然无权查看。
但最终的结果，验证了他的判断。
经过连夜的排查和比对，苏联专家组得出了一个令他们既愤怒又难堪的结论：那个名叫“瓦洛嘉”的人，并非苏联援华专家组成员，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冒牌货，一个打着他们旗号进行刑事犯罪活动的无耻之徒！
1957年12月23日，一份由苏联专家组和苏联驻沪总领事馆联合署名的书面文件，被郑重地递交到了市人委外事处。
这份文件的分量，非同小可。
第二天上午，它就出现在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常委会议桌上。
时任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素以铁腕和眼里容不得沙子著称。
他看完文件，脸色阴沉，将文件重重地拍在桌上，目光如电，直视着在座的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
“赤波同志！”
柯庆施的声音不大，却带着千钧之力，“这件事，关系到苏联专家的声誉，关系到我们上海的国际形象！性质非常恶劣！你们公安局，必须马上调查清楚，把那个冒充苏联专家行骗的歹徒，给我揪出来！绳之以法！”
一场由民间奇谋引发，由克格勃介入，最终由市委最高领导亲自拍板的大追捕，就此拉开了序幕。
07 公安介入
柯庆施书记的一声令下，如同一道军令。上海市公安局的机器，立刻高速运转起来。
当天下午，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专案调查组就在福州路185号的市局大楼里宣告成立。
这个调查组的阵容颇为特别，既有来自政保条线、专办涉外和政治性案件的老手，也有来自刑事侦查条线、精于追缉罪犯的刑警。
组长谷鑫基，四十出头，是从冀中老区南下的公安干部，身材微胖，看起来像个和气的邻家大叔。
谷鑫基把四个组员召集到一间小会议室里，简单地传达了市委领导的指示。
他的开场白言简意赅：“同志们，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领导的要求有两点：第一，迅速、准确地把案情调查清楚，局里要写报告上报市委；第二，严格保守机密，此事不得向任何人泄露。”
他环视了一圈，说：“好，我们先一起去一趟林家。兵分两路，分别找林炳甫、林午昊父子，详细了解他们跟那个‘瓦洛嘉’接触的全部过程。”
在林家，调查组的工作比想象中要顺利。
有了之前施志勋和苏联人的铺垫，林家父子此刻面对公安人员，再无任何顾虑。
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与“瓦洛嘉”从相识到被骗的每一个细节，都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
当然，也提到了那枚由瓦洛嘉“慷慨”赠送的“一克拉白金钻戒”。
“戒指呢？拿来看看。”谷鑫基不动声色地说道。
那枚曾经让林家父子深信不疑的“定情信物”，就这样被装进了一个物证袋，由调查组取走。
当天傍晚，戒指被送到了市局的技术部门进行鉴定。
公安局的技术科里，并没有鉴定珠宝的专家。
这种事，还得求助于社会上的行家。
由于谷鑫基要求尽快拿到结果，技术科当晚就动用专车，从家里接来了两位沪上最顶尖的珠宝鉴定师。
其中一位，正是之前给施志勋做过鉴定的周先生。
两位老先生对着灯光，拿着放大镜，仔细端详了半天，最后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并且比上一次更加详尽：这是一枚伪造得相当逼真的假钻戒。
戒托是铜镀白金，上面的所谓“钻石”，不过是一块经过精心切割和打磨的高铅玻璃。
当晚，调查组在办公室里开了一个小型的案情分析会。
五个人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将林家父子提供的所有信息摊开来，逐一分析。
“这个‘瓦洛嘉’，是个高智商的骗子。”
一名叫朱养学的年轻刑警首先发言，“他非常善于抓住不同对象的心理弱点。对林午昊这种有艺术追求又好面子的富家子，他就用‘留苏’做诱饵；对林炳甫这种老江湖，他就用‘重礼’来打消疑虑。环环相扣，步步为营，是个老手。”
“没错，”
另一名老刑警汪明化接话道，“而且他的反侦察意识很强。从不透露自己的住址和单位，只留一个根本打不通的电话，联系方式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里。作案后，现场也处理得非常干净，没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案情翻来覆去地分析了几遍，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有效的突破口。
这个“瓦洛嘉”就像一个幽灵，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出现，又在茫茫人海中消失，除了林午昊的描述，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踪的痕迹。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谷鑫基沉声说道：“有一个情节，我们似乎忽略了。”
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
“林午昊提到，大约一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和瓦洛嘉在国际饭店吃完饭，去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谷鑫基缓缓地念着，“看完电影出来，在分手前，瓦洛嘉在电影院旁边弄堂里的一个传呼电话亭，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细节，在林午昊的叙述中只是一笔带过，并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
“林午昊说，他当时并没有看到瓦洛嘉拨了什么号码，但电话接通后，他清楚地听到瓦洛嘉用俄语问了一句：‘是外国语学院吗？’”
“外国语学院！”朱养学和汪明化的眼睛同时一亮。
“对！”
谷鑫基继续说道，“对方可能没听懂俄语，不知说了句什么。瓦洛嘉稍作停顿，就改用比较生硬的汉语，再次询问了一遍。得到确认后，他又用汉语报出了一个三位数的数字。接下来的事，林午昊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当时正好有个外地人向他问路，打断了他的注意力。”
调查组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线索，立刻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在众人的启发和引导下，林午昊努力回忆，终于将当时的情景更清晰地拼凑了出来。
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瓦洛嘉报出那个三位数的数字后，对着话筒用俄语说了几句话，其中似乎夹杂着一个汉语人名。
然后，他就没有再说话，只是拿着话筒，静静地等在那里。
林午昊热心地给那个外地人指完路，回头一看，发现瓦洛嘉还在等，似乎是在等电话那头的人去叫人。
他不便过去打扰，就在人行道上站着。大约过了四五分钟，他看到瓦洛嘉开始通话了，神情显得很兴奋，说的是俄语夹杂着汉语，但以俄语为主。
具体说了些什么，因为隔得远，林午昊没有听清楚。
在那个没有通话记录查询功能的年代，要想弄清楚瓦洛嘉当时究竟是和谁通的电话，只能依靠最原始的逻辑推理和排查。
谷鑫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分析道：“瓦洛嘉最初拨通的那个号码，应该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总机。后面报出的三位数字，是分机的号码。接通分机后拿着话筒等候，这个动作很明确，是在请接电话的人去传呼另一个人。”
线索的末端，指向了上海外国语学院。
谷鑫基当即下令，“朱养学，汪明化，你们两个，明天一早，立刻去上海外国语学院！不管用什么办法，给我把这个接电话的人，还有被传呼的那个人的底细，都给我摸清楚！”
08 意外的受害者
第二天一早，朱养学和汪明化就赶到了位于上海东北角、当时还略显偏僻的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不暴露调查的真实目的，他们没有直接亮明公安的身份，而是拿着一份由市教育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了学校的保卫科。
介绍信上的说辞是，他们是教育局派来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和课余生活情况的工作人员。
保卫科的同志对这种来自上级部门的“调研”早已司空见惯，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当朱养学装作不经意地提起，想找电话总机房的值班人员聊一聊时，保卫科的科长也没有多想，立刻就带着他们去了那间位于行政楼一楼的小房间。
总机房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接线员正在飞快地插拔着接线头。
朱养学和汪明化说明来意后，便开始旁敲侧击地询问一个月前那个星期天下午的情况。
起初，接线员对这件事毫无印象。
她每天要接打成百上千个电话，一个月前的一个普通周末，实在难以记起什么特别之处。
“你再仔细想想，”朱养学耐心地引导着，“应该是一个外国人打来的，说的是俄语。”
“外国人？”、“俄语？”、“星期天？”
这几个关键词组合在一起，像一把钥匙，终于打开了接线员记忆的闸门。
她恍然大悟地一拍脑门：“哦！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个电话！当时我还纳闷呢，星期天下午，谁会用俄语往学校打电话。”
“那您还记得，他当时要求转接到哪个分机吗？”汪明化追问道。
接线员皱着眉头，努力地回忆了半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这个……时间太久了，实在记不清了。那天下午电话不多，但我真的想不起来具体是哪个分机了。”
线索似乎在这里卡住了。
但朱养学和汪明化并没有气馁，他们和保卫科的同志商量后，决定采用最笨也最有效的办法——排除法。
他们拿到了学校内部分机号码的全部列表。
首先，星期天下午，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都是没人的，这些号码可以全部划掉。
剩下的，就只有几个关键部门的值班室、保卫科、食堂，以及学生宿舍楼。
他们当着接线员和保卫科长的面，挨个打了几个电话。
值班室、保卫科和食堂都明确表示，那天下午没有接到过这样的俄语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