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顾问霍顿指出,全球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交易额仅次于毒品和武器交易。
在中国、印度、埃及三个文物输出大国中,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需要的所有东西。确切统计表明,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全世界所有私人收藏量的十分之一。在中国的所有流失文物中,盗墓的获得比例极大。



古墓博物馆
盗墓一般选在秋冬两季的农闲时节,一是这时候地里人少,“干活”(盗墓)不容易被发现;二是天寒地冻地气小,爆炸后人在井下不易出危险。通常,盗一个墓需要两到三个民工和一至两个技工,时间是三到五天。炸和挖最少需要两天,而“取货”就在一夜之间。先进的定位仪器和爆炸手段提供了快捷的方法,却无法完全取代人力,所以“腿子”和“下苦”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失业。

所以,只能去道儿上找。价钱也至关重要,大墓有大墓的价钱,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与汉代墓肯定不同。还有“生坑”(没被盗过的墓)、“熟坑”(曾经被盗过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等差异。采买器材和炸药也是支锅职责,炸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所以还得去道儿上求。一单活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文物)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如果谁违反了游戏规则,报复性的举报就会把蓄谋已久的交易变成一次毁灭性的警察抓小偷游戏。

夜晚楼兰文物保护站
每年秋冬两季,数以万计的农民离开家乡,加入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盗墓大军中。这支迁延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队伍里,有自发盗掘的农民、由老板控制的施工队性质的松散群体、专业盗墓人、拥有资金的盗墓组织者,“十万之众”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收入却远远无法达到地下出土文物最终交易额的百分之一。在盗与贩之间横着一条常人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产业链上责任分工的原则,同时也是利益分配的原则。在贩卖文物的环节中,中间商是最小的老板,而在连接盗墓的环节上,他们又是最大的老板。奥妙就在这小与大之间。(为了保证货源)一般的文物贩子(中间商)手里都控制着几个“施工队”(以“腿子”为首的盗墓群体),他们有的长期包养“掌眼”为自己寻找古墓;有的与一些专业盗墓的“支锅”小老板们保持着稳固的合作关系。一个被包养的“掌眼”月薪可以达到万元以上,而有经验的“腿子”发现一个墓坑也就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不管这些人的钱是多是少,这笔钱都出自中间商老板的腰包。在这种运作模式里,文物贩子实际上就是暗地里出钱给盗墓者“支锅”的老板。


商代重器子龙鼎
走私出境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其好处一是隐秘,二是快捷。快到何种程度?据说盗出的文物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的时间可以通过两次倒手文物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一旦文物出关,盗墓者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

福建东海碗礁海域出土的青花瓷
文物出境路线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汇集到河南、陕西、甘肃的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的标签掩人耳目。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老板们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二手市场的老板消息最灵通,他们看家的本事就是眼快、腿快、耳朵灵,所以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盗墓的信息。拥有资金和关系也是他们的优势。但是,由于背负的风险较大,这一群体的组织结构基本处于松散状态。

海警抓捕水下盗捞者
三、四级市场老板大多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他们不是有着文物报关的本领,就是有着更深的背景和能力。文物倒手到这个阶段,身上携带的盗掘证据链已经断裂,即使留有一点蛛丝马迹也无碍大局。所以,老板们基本上已是安全无忧。造假便成为这一级老板闲暇时的神来之笔。再经过一两轮的倒手后,“洗白”的文物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见到幕后的大老板了。走到这一级的文物基本不再携带风险,拥有它的大老板可以风光地拥有支配权。一切似乎都渐入佳境,只是文物在这里仅仅成为文物,它所携带的学术意义也随着离开原址而一并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