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开出1.627万亿韩元罚单,单看数字,又是一桩创纪录的处罚。细看韩媒报道细节,最值得留意的,不是罚款规模,而是违规的形态。
这不是少数交易员私下的小动作,而是被写进内部手册、依靠人事交接代代延续的常规操作。有机构明确制定书面流程,要求投标前15分钟摸排至少5家同行利率,开标前5分钟再次核对;短短几秒,多家机构就能敲定一致投标收益率。串通不再是偶然违规,变成了一套固定运行的操作流程。
KFTC认定,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15家国债一级交易商在150次招标中互通利率、投标规模信息,其中145次达成报价合意。KB证券被罚3322亿韩元,7家机构被移送重大犯罪调查厅。罚款以国债中标总额为基数,对应涉案规模约54万亿韩元,基准费率4.5%,结合债市特点下调30%。即便打七折,仍是韩国反垄断史上单笔最高处罚,超过2016年高通案1.03万亿韩元的纪录。
放到国内债市来看,首先要分清,中韩监管瞄准的,并不是同一类违规。根据交易商协会2026年公开处分,国内一级债市的整治重心,并不在交易商横向串通报价,更多集中在发行端纵向利益输送。
海州湾发展,通过非市场化方式,发行四期债务工具,向投资者支付票面之外的费用;国信证券作为簿记管理人,发布虚假信息干扰定价;蓝石资产、竹润投资等私募,协助发行人完成非市场化发行并收取财务资助。2025年,结构化发债相关处分占全部处分四成以上,部分单笔返费可达千万元级别。
韩国打击的是买方机构之间协商定价,国内重点治理发行人与投资方私下补贴价格。两类行为都会扭曲债券定价、脱离真实供需,但二者适用的法律工具、执法路径完全不同。
差异的根源,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框架。韩国KFTC走反垄断路径,将国债招标报价合谋认定为限制竞争,处罚依据是《公平竞争法》。国内债市日常监管由央行、交易商协会主导,自律处分以警告、严重警告、责令改正为主。2025年全年处分143家次,查处数量并不少,但这类自律处分,很难达到KFTC这种,按交易额比例计罚的威慑级别。
央行在2026年10月,就新版发行规则征求意见,把返费返利、串通报价、虚假投标、违规代投纳入管控,目标搭建发行、承销、投标全链条约束。这属于事前的行政规则完善,和反垄断模式下的事后高额罚款,不是一回事。
韩国罚单的分量,不止在于金额。核心是它由独立于金融监管的反垄断体系执行,评判标准简单直接:是否损害市场竞争,不受金融监管多重目标约束。
国内债市治理依托行政监管与自律体系,这套模式在补规则、查个案上效率很高,但处罚上限、威慑逻辑和反垄断罚款存在明显区别。自律手段可以整改、可以公开谴责,却无法开出相当于涉案销售额4.5%的罚单。如果违规预期收益持续高于违规成本,自律的震慑效果,就需要客观审视。
当然,照搬韩国模式并不现实。两国债市的结构性矛盾本身不一样。韩国的问题来自一级交易商机制,少数机构垄断国债投标资格,天然容易催生横向合谋。国内当下更突出的定价扭曲,是部分弱资质发行人借助返费、结构化安排、虚假投标美化发行结果,补贴后的价格,会让信用利差失去风险甄别能力。监管优先完善发行端规则,逻辑是自洽的。
不过这张罚单依然有参考意义:当违规慢慢固化成行业潜规则,行政引导整改的速度,往往比不上高额反垄断罚金带来的成本冲击。国内自律处分已经高频落地,但想要让串通报价从行业默契,变成需要反复掂量得失的冒险,仅靠警告、责令改正,威慑力度还有提升空间。
风险提示:本文为制度对比评述;韩国罚单信息来自KFTC官方公告,国内案例取自交易商协会公开处分文件;监管规则与市场违规行为持续动态调整,不构成市场投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