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中原军区正式成立，李先念出任司令员，王震、王树声为副司令员，郑位三担任中原局代理书记。

这支6万余人的队伍（突围前转移和复员约1万人），由三股力量合并而成：李先念麾下的新四军第五师，是在鄂豫皖敌后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主力，熟悉当地地形民情；王震带领的359旅南下支队，历经长征和南下远征，战斗力强悍，有着“铁军”之称；王树声领导的豫西根据地部队，长期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

三股力量各有千秋，却也各有自己的“班子”和作战思路，就像三把锋利的刀，却没能拧成一股绳。

当时中央早已察觉到这一隐患，本计划调徐向前出任中原局书记，凭借他的威望和卓越的指挥能力，整合部队、统一思想。

可天不遂人愿，徐向前当时正重病在身，无法赴任，只能由郑位三代理。

郑位三是鄂豫皖的元老级人物，资历深厚，深得将士们敬重，可在军事指挥上，却稍显欠缺。

这种“有资历却缺指挥，有主力却无合力”的局面，在战争来临之际，彻底暴露了弊端。

当国民党大军压境，突围成为唯一的生路时，中原军区内部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三种不同的突围方向，吵得不可开交。

李先念主张向东突围，他认为，东边靠近新四军主力部队，突围成功后可以相互呼应、彼此支援，既能保存实力，也能为后续作战留下后手。

这一主张看似稳妥，却遭到了王震和王树声两位副司令员的坚决反对。

王震力主向北突围，他的理由很直接：北边距离刘邓大军更近，只要能够成功会师，就能借助刘邓大军的力量牵制敌人，彻底摆脱被围追堵截的困境，而且北线的敌人兵力相对分散，突围的成功率更高。

可王树声却不这么认为，他常年在豫西开展游击战争，对当地的兵力部署了如指掌。

他直言，向北突围必须经过平汉线，这条线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交通要道，敌人调动兵力的速度极快，一旦陷入包围，后果不堪设想；向东突围也同样艰难，敌人早已在东线布下重兵，有所防备，硬闯只会徒增伤亡。

“不如向西！”王树声拍着桌子，语气坚定，“穿越平汉线，直奔鄂西北的武当山区和陕南地区，那里山高林密，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无法展开，我们可以依托地形开展游击战争，慢慢站稳脚跟。”

王树声的话刚说完，王震就当场反驳：“武当山区和陕南地区资源匮乏，土地贫瘠，几万大军开过去，连粮草都难以供应，打游击能坚持多久？到时候只会被敌人一点点耗死！”

“不打游击，难道坐以待毙？”王树声也来了火气，两人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情绪越来越激动，到最后，竟然都拔了枪，场面一度失控。

李先念见状，连忙上前苦劝，好不容易才将两人安抚住。

他身为司令员，却无法强行定下决策——三位司令员各有支持者，强行拍板，只会加剧部队的分裂。

无奈之下，李先念只能将三种突围方案一并上报中央，等待中央的指示。

几天后，中央的复电传来，最终认可了王树声向西突围的决策。

中央在电文中明确指出，只要派出一支疑兵伪装主力，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就能为主力部队争取到突破封锁线的时间，而主力部队向西突围后，可在川陕边界牵制胡宗南部，打乱国民党的整体作战部署，为全国解放战争争取主动。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原军区迅速制定了六路突围的计划，这六路部队，肩负着不同的使命，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而他们的命运，也在这一刻，被彻底改写。

第一路，是皮定均率领的中原军区1纵1旅，共计7000余人，他们的使命，是伪装成中原军区主力，向东开进，吸引敌人的兵力，为西路主力突围争取时间。

这是一项九死一生的任务，所有人都清楚，这支队伍，大概率会成为“牺牲品”。

皮定均在接受任务时，曾当着王树声的面问了一句：“三天的掩护任务完成后，我们该怎么办？”

王树声沉默了许久，才尴尬地回答：“相机行事。”

没有明确的后续计划，没有支援，没有退路，这句话的潜台词，所有人都懂——能活下来，就靠自己的本事。

可皮定均没有丝毫犹豫，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坚定地说：“请首长放心，只要我皮定均还活着，就一定完成掩护任务，绝不辜负军区的信任。”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兵分4路，悍然对中原解放区发动总攻，中原突围战役正式打响。

就在这一天，皮定均率领1纵1旅，浩浩荡荡地向东开进，他们故意放慢行军速度，沿途张贴标语、制造声势，甚至主动与敌人的先头部队交火，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

国民党前线指挥官刘峙，果然被成功迷惑，他误以为中原军区主力要向东突围，当即调集5个整编旅，朝着皮旅的方向疯狂进攻。

皮定均率领部队，凭借有利地形，节节抗击，死死拖住敌人，每一场战斗，都打得异常惨烈。

战士们明知自己是疑兵，明知身后没有主力支援，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用血肉之躯，为西路主力部队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6月28日晚，皮定均凭借多年的作战经验，判断西路主力已经成功脱离险境，掩护任务已经完成，当即决定率部转入隐蔽，伺机突围。

直到此时，刘峙才恍然大悟，自己上当了，他连忙下令，调遣主力部队调头追击西路主力，只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追击皮旅。

皮定均抓住这个机会，率领部队开启了“生死逃亡”，他深知，敌人虽然主力已走，但留下的兵力依然不少，想要突围，必须出奇制胜。

他带领部队，白天隐蔽在山林中，避开敌人的搜索，晚上趁着夜色，快速行军；遇到敌人的封锁线，就绕路而行，实在绕不开，就集中兵力，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突破封锁线后，立刻转移，不给敌人反应的时间。

有一次，部队在穿越一条峡谷时，遭遇了敌人的伏击，前路被堵，后路被追，陷入了绝境。

皮定均沉着冷静，观察地形后，下令一部分战士正面牵制敌人，一部分战士绕到敌人的侧翼，发起突袭，自己则亲自率领主力部队，从峡谷的悬崖峭壁上攀爬而过，硬生生开辟出一条生路。

一路上，他们忍饥挨饿，渴了就喝山泉，饿了就吃野果、啃树皮，遇到伤病员，没有药品，就用草药勉强治疗，战士们疲惫不堪，却始终没有放弃。

有人曾劝皮定均，不如分散突围，这样成功率更高，可皮定均坚决不同意：“我们是一支队伍，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分散突围，只会被敌人一个个消灭，只有抱团取暖，才能活下去。”

就这样，皮定均率领1纵1旅，转战1500余里，历经大小24场战斗，途中掉队、失踪1700余人，伤亡仅300人，于7月下旬，成功抵达苏皖解放区，与新四军主力汇合。

这支被所有人视为“牺牲品”的队伍，用顽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后来，有人问皮定均，当时明知九死一生，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皮定均只是淡淡一笑：“我是一名军人，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而且我坚信，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曙光。”

与皮旅的奇迹相比，西路主力北路军的遭遇，却让人无比唏嘘。

北路军由李先念、王震率领，共计10000余人，包含中原局机关、直属部队及军区2纵主力等部，是中原军区的核心力量，他们的目标，是穿越平汉线，抵达陕南地区，建立根据地。

7月11日，北路军抵达河南内乡、淅川一带，此时，国民党追兵源源不断地赶来，胡宗南又在豫陕交界处布下重兵，层层堵截，北路军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李先念和王震反复商议后，无奈之下，只能决定分兵突围，李先念、郑位三等人率军区机关、13旅、15旅45团等部为左翼，经湖北郧县往宁陕方向前进；王震率359旅、干部旅等部为右翼，取道紫荆关、山阳向镇安一带前进，两路部队相互呼应，伺机汇合。

8月2日，左翼部队经过10余场战斗后，成功进入商洛地区，与陕南游击队汇合，此时，突围部队还有7000人左右，虽然有伤亡，但部队的骨干力量依然保存完整，战斗力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下达指示，希望北路军与陕南游击队、河南军区部队会师后，就地建立鄂豫陕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的兵力。

这本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可谁也没有想到，长期的机动躲避，让突围部队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偏差。

战士们长时间处于被围追堵截的状态，每天都在逃亡，身心俱疲，士气低落，很多人都产生了恐惧心理，他们不再想着主动反击，只想着一味奔逃，保住自己的性命。

更严重的是，部队的指挥员们，也陷入了“恐敌”的误区，他们将敌情看得过于严重，认为只要部队集中行动，就会被敌人包围全歼，所以，他们采取了高度分散的应对之策，将部队分成若干小股，各自为战，敌进我就退，从不主动与敌人正面交锋。

当时，有不少基层指挥员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红军时期，我们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可正是凭借着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才一次次化险为夷。

他们建议，集中部队的骨干力量，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既能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也能提振部队的士气，为建立根据地争取时间。

可这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高层指挥员依然坚持“分散避敌”的策略，他们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存种子才是最重要的，哪怕部队分散，只要还有人活着，就有希望。

可他们没有想到，这种看似稳妥的策略，最终却陷入了恶性循环。

部队分散后，小股部队势单力薄，缺乏支援，遇到敌人的进攻，只能狼狈逃窜，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

而敌人见状，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他们知道，这些小股部队不堪一击，只要遇到，就能轻松逼退，甚至消灭，所以，他们分成更多的小股，对我军展开地毯式搜索，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我军的小股部队，每天都在躲避敌人的搜索，吃不好、睡不好，身心俱疲，士气越来越低落，很多战士因为长期的恐惧和疲惫，选择了掉队，甚至叛变。

人数越来越少，部队就越来越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只能一味奔逃，陷入了“越逃越乱，越乱越逃”的怪圈。

王震率领的右翼部队，情况也同样糟糕，359旅虽然战斗力强悍，可在分散避敌的策略下，也难以发挥作用，一路上，不断有战士掉队、伤亡，部队的兵力越来越少。

有一次，359旅的一支小分队，在穿越一片山林时，遭遇了敌人的一个排，这本是一个反击的好机会，小分队的指挥员想要集中兵力，消灭这股敌人，可战士们因为长期的恐惧，根本不敢冲锋，只能选择躲避，结果被敌人追得狼狈不堪，伤亡惨重。

王震得知此事后，气得浑身发抖，他召集部队的指挥员，严厉批评道：“我们是359旅，是经历过长征和南下远征的铁军，不是贪生怕死之徒！一味躲避，只会被敌人一个个消灭，只有主动反击，才能活下去！”

可此时，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想要扭转局面，已经很难了。

最终，北路军虽然成功突围，却因为思想偏差和策略失误，没能在陕南建立起根据地，部队的兵力损失惨重，只能被迫分散转移，投奔兄弟部队，曾经的主力部队，就这样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

南路军的遭遇，与北路军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由王树声率领，共计13000余人，包含军区1纵主力及2纵15旅大部，朝着鄂西北方向突围。

7月末，南路军成功抵达鄂西北，8月1日，王树声在给中央的汇报中提到，南路军共计减员2000人，还保存着万余人的兵力，战斗力依然可观。

8月9日，汉江军区部队结束突围，赶来与南路军会师，8月27日，两部合并，组建了鄂西北军区，王树声出任司令员，负责领导鄂西北的游击战争。

上万名指战员，装备虽然简陋，但士气尚可，只要指挥得当，完全有能力在鄂西北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可他们最终，还是重蹈了北路军的覆辙。

与北路军一样，南路军在突围过程中，也养成了“避敌”的习惯，抵达鄂西北后，依然坚持“单纯跑反、避战”的策略，缺乏重振士气的主心骨，也缺乏主动反击的勇气。

鄂西北军区7团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南路军悲剧的一个缩影。

当时，7团奉命向松香坪进军，准备在那里建立临时据点，可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发觉被国民党军挡住了道路。

7团的指挥员，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决定折返向东，避开敌人的锋芒，可他们没想到，在阳日湾，又遭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无奈之下，只能一路奔逃，最终被敌人赶到了人烟稀少的石板河。

石板河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可也同样是一个绝境——前无出路，后有追兵，粮食和水源也极度匮乏。

战士们看着四周的群山，看着身后越来越近的敌人，脸上都露出了绝望的神情，很多人都认为，这一次，他们必死无疑了。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一把！”7团的团长看着战士们，语气坚定，“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主动反击，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在团长的带领下，战士们压抑已久的斗志终于被激发出来，他们利用石板河的有利地形，布下埋伏，等待敌人的到来。

不久后，敌人的追兵赶到了，战士们屏住呼吸，等到敌人进入埋伏圈后，团长一声令下，枪声瞬间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敌人射去。

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支一路奔逃、不堪一击的队伍，竟然会主动发起反击。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就被全部歼灭，7团的战士们欢呼雀跃，这是他们突围以来，第一次主动反击并取得胜利。

可当他们审讯俘虏时，却得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这支追兵，竟然只有一个营的兵力。

一个营的敌人，竟然把一个团的主力部队追得狼狈逃窜，逼到绝境，这不仅仅是兵力的差距，更是士气和心态的差距。

此战过后，7团的士气得到了一定的提振，可却没能改变整个鄂西北军区的命运。

王树声很快就得知了7团的战绩，他深受触动，也深刻意识到了部队存在的问题。

不久后，他在给中央的汇报中，坦诚地说道：“由于我们未能事先预防与及时纠正干部思想上的毛病，如不敢硬战、决战，单纯跑反、避战等偏向与错误，致遭受了重大损失。共计损失达2000人，武器损失长短枪1000支，连伤亡、掉队、非战斗减员，约占30%。”

他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却无力改变，因为此时，部队的思想已经严重僵化，士气已经低落到了极点，很多干部和战士，已经失去了战斗的勇气，只想一味躲避，保住自己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