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泓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千多年前，孔子这句训诫，为中华文明奠定了重义轻利的伦理基调。从此，“义”与“利”如同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划出道德的鸿沟。
然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笔下的商人、农夫、工匠、官吏，无不奔忙于利益之间。在司马迁看来，追求利益是人类的天性，无可厚非。
孔子的“义”与司马迁的“利”，构成了中华文明对商业伦理的两种基本态度。此后两千年，儒家重义轻利，法家重利轻义，商人在“义”与“利”的夹缝中艰难求存。即便到了今天，企业家依然要面对“商人逐利”的道德质疑，和“不做公益”的社会压力。
这，便是贯穿中华文明史的“义利之辨”。
在四十余年的企业舵手、媒体高管和管理咨询生涯中，我无数次思考和被问及这个问题：企业到底是该追求利润，还是该承担社会责任？当二者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今天，在创立的均衡管理思想体系中，我找到了答案——“义利均衡”。它既不是重义轻利，也不是重利轻义，更不是简单的折中妥协，而是将“义”与“利”视为如同阴阳相济、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商业系统健康运行必须遵循的“元规则”。
一、千年之辨：从孔孟到斯密，义与利的纠缠
“义利之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百家。孔子主张“见利思义”，认为获取利益必须以道义为前提。《论语·里仁》中那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正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承认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但必须接受“道”的约束。
孟子更进一步，提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将义与利推向对立。这种“重义轻利”的倾向，成为后世儒家的主流思想。
然而，儒家并非完全否定“利”。荀子就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他认为，义与利是人性中同时存在的两种需求，关键是如何用“义”来节制“利”。荀子提出“制礼义以分之”的思想——由于物资稀缺（相当于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假设”），人的欲望不可能无限满足，所以需要用礼义来规范对利益的追求，使人各得其宜。
西方思想史上同样存在“义利之辨”。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构建了一套基于利己动机的经济学体系，却在《道德情操论》中将道德行为的动机归于同情与利他。由此形成的“斯密问题”——“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矛盾，成为西方经济学长期争论的核心命题。
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最早提出这一问题，此后关于人性本质、“义利孰重”的论争持续了约一个世纪。有学者指出，这实际上是财富（效率）与道德（平等）之间的一次交锋。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义与利始终被视为相互对立的两极。这种“义利零和”的思维定式，让一代又一代的商人在道德与利益之间左右为难。
二、义利相生：超越对立的哲学基石
均衡管理思想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真相：“义”与“利”并非水火不容的对立两极，而是如同“阴”与“阳”，是同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是商业生命体维持健康所必需的两种“营养”。
正如《周易·乾卦·文言传》所言：“‘利’者，义之和也。”真正的最根本的利益，是天下万物在“义”的规则下达成和谐状态的自然结果。经济效率（利）必须在社会公平、人格尊严和生态和谐（义）的框架内实现，当所有商业主体都能以义制利，整个经济体系便能从零和博弈的“丛林世界”走向共生共赢的“和谐经济”。
近年来，学术界也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一点。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其精髓包括“人非利不生”“制礼义以分之”“见利思义”和“计利富民”等观点。居于主流的“义利相克”论只看到“义”与“利”之间在短期内的相互冲突，却忽略了二者在长期内可能存在的相辅相成关系。
一味求利、不顾他人的企业家和商人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与认可。重义轻利在短期内可能会影响企业收益，增加了其遵守诚信等道德准则的支出。但是，这些行为在长期内通过声誉效应、品牌开拓和网络效应增加了企业价值。这是企业家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是企业竞争力从经济竞争力向人文竞争力的扩展。
均衡管理倡导的九维均衡健康的“道德健康”是贯穿所有维度的底层代码——它确保我们获取成功的方式是正直的，创造的财富是清白的，最终实现的成就是富有意义且问心无愧的。这恰恰是“义利均衡”在个体层面的体现。
三、义利均衡：四个层次的递进逻辑
从人文经济学的视野来看，儒商精神的核心要义集中体现在“义”与“利”的辩证关系上，具体展开为“义利相生”“义以生利”“先义后利”与“以义制利”四个层层递进的维度。这为“义利均衡”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第一层：义利相生——超越对立的哲学基石。这是“义利均衡”的逻辑起点。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本身就是“义”与“利”相互促进的生态系统。诚信的交易降低沟通与监督成本，公平的竞争激发创新活力，这些都为可持续的“利”创造了条件。反之，正当的“利”又能够为“义”的实践提供物质基础和激励动力。
第二层：义以生利——人文驱动的长期主义。“义以生利”揭示了“义”并非“利”的代价或成本，而恰恰是“利”尤其是长久稳固之“利”的根本源泉。财富（利）是道德（义）的必然结果，是价值链的末端，而非开端。这就要求企业家超越短期的利润指标，致力于构建以信任、声誉和责任感为核心的德性价值。这种资本虽无形，却能为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竞争者难以复制的“利”。
第三层：先义后利——商业决策的价值排序。在现实的商业决策过程中，“义”“利”之间的紧张不可避免。当二者发生短期或表面的冲突时，“先义后利”是清晰而坚定的价值排序。这不仅是道德律令，更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商业智慧。任何背离道义而攫取的利益都如同沙上之塔，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通过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或许能得一时之暴利，一旦东窗事发，企业面临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市场的抛弃和声誉的破产，最终“利”尽“辱”来。
第四层：以义制利——企业家的内在修为。“以义制利”是儒商精神的最高境界，它既是企业家内在的修身功夫，也是商业力量在社会层面的自我约束与升华机制。对于企业家个人而言，这是一种克己的功夫。儒商的价值不仅在于财富的积累，更在于通过“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促成企业内外的和谐，最终对社会的整体和谐有所贡献。
这四层递进的逻辑，正是“义利均衡”在实践中的具体展开，它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贯穿于企业决策全过程的动态平衡智慧。
四、当代实践：从义利零和到义利共生
将目光拉回当代，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用实践验证“义利均衡”的力量。
1.华为：以“义”的坚守成就“利”的辉煌
华为的发展历程是“义利共生”的生动例证。公司长期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主张，持续高强度投入研发，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未动摇其原则和底线。2025年上半年，华为研发投入再创新高，持续聚焦核心技术攻关。这种对“义”的坚守，最终换来了客户的信任、员工的忠诚和市场的认可，实现了长期稳定的“利”。《华为基本法》明确提出“我们决不让雷锋吃亏”，正是将“义”的奉献与“利”的回报制度化、体系化的典范。
2.上市公司群体：义利并举的数据验证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全市场近六成上市公司营收正增长，超四分之三上市公司实现盈利，2475家上市公司净利润正增长。与此同时，A股市场共有810多家上市公司推出2025年中期现金分红计划，分红规模和数量均创历史新高；全市场研发投入超8100亿元，同比增长3.27%。
这组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那些重视研发（对未来之“义”）、积极分红（对股东之“义”）、规范治理（对市场之“义”）的企业，恰恰是业绩表现最稳健的企业。“义”与“利”正在实践中走向统一。
3.反面教训：义利失衡的代价
2020年爆发的瑞幸咖啡财务造假案，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通过欺诈手段获取短期利益，最终导致公司濒临破产、投资者损失惨重、中概股整体信誉受损的多输局面。这便是“义利失衡”的代价——缺乏“义”的约束，短期可能获利，但长期必然损“利”。
五、义利均衡与均衡管理体系的融合
在均衡管理思想体系中，“义利均衡”并非孤立的概念，而是贯穿所有子理论的“元规则”和“底层代码”。
1.与经纬领袖：经纬领袖的核心素养之一是“悖论整合智慧”，而“义利均衡”正是这一智慧的首要体现。在利益诱惑前能守住底线，在道义担当前能创造价值——这才是真正的经纬领袖。我在《立体人生·励志商战版》中写道：“真正的领袖，不是最聪明的人，而是最能坚守价值的人。”
2.与文明合伙人：文明合伙人生态的构建，需要“看不见的契约”作为支撑。这套契约的核心，正是将“义利均衡”转化为可执行的治理规则——让守“义”者终将得“利”，让逐“利”者必须守“义”。
3.与意义投资：意义投资的本质，是以“义利均衡”为第一性原理筛选企业。那些在“义”的维度上表现卓越的企业，往往也是最能创造可持续“利”的企业。“义利99指数”的长期优异表现，正是这一逻辑的实证。
4.与数智人效：数智化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赋能员工、滋养“九维健康”；用不好，则可能导致监控压榨、异化劳动。二者的分野，就在于是否以“义利均衡”为准则来设计数智系统。
5与价值产品：价值产品的三个层次——基石层的卓越功能、内核层的向善主张、外延层的意义连接——正是“义利均衡”在产品层面的具象化。一款真正伟大的产品，必然同时在“义”与“利”两个维度上达到卓越。
6.与九维健康：“道德健康”是九维健康中最根本的维度。它确保其他八个维度的发展不偏离正轨，确保整个生命系统在正确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7.与安全成长：企业安全成长的核心，不在于规模扩张的速度，而在于系统运行的稳定性。而系统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正是“义利失衡”，当企业为追逐短期利益而牺牲客户信任、员工福祉、社会声誉时，看似快速的增长实则埋下崩塌的隐患。“义利均衡”正是企业安全成长的“免疫系统”，它通过内化为道德健康的底线，确保企业不因贪婪而迷失方向；它通过外化为利益分配的规则，确保合伙人不因失衡而反目成仇；它通过转化为长期主义的决策原则，确保企业不因短视而透支未来。当“义”与“利”在动态中保持均衡，企业便获得了穿越周期的真正韧性。
六、结语：从零和到共生
两千年的“义利之辨”，在今天终于可以画上句号。
不是重义轻利，不是重利轻义，不是简单的折中，而是“义利均衡”，是让“义”与“利”如同阴阳相济、如同双螺旋般相互缠绕、共同上升。
资本市场不仅是资金配置的名利场，更是价值观碰撞和选择的修道场。从“义利零和”到“义利共生”的转变，是中国资本市场走向成熟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只有当“义”与“利”从对立走向统一，资本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功能。
在企业层面，同样如此。当每一个企业家都明白“蕴义于利，义生大利”的道理，当每一个商业决策都以“义利均衡”为准绳，当每一件产品都能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滋养生命——商业便完成了从“工具”到“文明”的跃迁。
这，或许正是均衡管理思想在“义利均衡”领域应用的理想之境——让千年之辨归于和解，让商业文明走向共生。
作者简介：蒋泓峰，经济学家、均衡管理学创始人，企业安全成长架构师、数智经济专家、经纬领导倡导者。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数字经济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历任中国农垦集团成员企业董事长兼总经理16年。《中国食品安全报》原常务副总编辑、人民日报社原《信息导刊》副总编辑，著有《均衡管理》《策划与发展》《数智经济》《立体人生》等近二十部著作，发表千余篇文章，服务500+以上政企，广受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