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父亲离世四周年的忌日。
许久以来，一直想为他写些什么，却迟迟未能动笔。直到今天，才恍然发觉，他已离开整整四年。昨日与母亲通话提及此事，电话两端，皆是沉默与叹息。心绪难平，唯恐时光冲刷记忆，不如趁此刻尚清晰，将点滴往事落笔成文，权作一份缅怀。
在四川，我们小时候唤父亲“爸爸”，长大之后，称呼渐渐变成了“老爸”“老爸子”，或是“老亥儿”。
回想父亲的离去，我心中始终搁着一份难以释怀的“责任”。
他晚年身体一直不好，患有慢性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肺心病。尤其在他八十岁那年，晚间散步时不慎摔倒，送医后确诊为脑梗。那次之后，他几乎偏瘫，行动极为不便，只能拄着双拐，一步一步慢慢挪动。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两三次，每次一住便是半个月，期间甚至几度接到病危通知，却都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不得不感谢当代的职工医疗报销制度——八十岁以上老人可报销住院费的80%至90%，以及城市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和生活条件。若仍在农村，或许他早已离我们而去。
最后一次住院，仍是由于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我与母亲送他入院，输了五天液。母亲年事已高，我们便请了护工照料。护工几次来电，说父亲执意要出院。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已经好了，我想回家。”我劝他再多住几日，等病情稳定些再作打算，他却异常固执，甚至说：“你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他反复恳求，手始终不肯松开。我心一软，终究还是依了他。
医生其实并不建议出院，但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意愿。我开车送他回到石牌楼火车站附近的家，一路上他格外高兴，不停地说我孝顺——这些年来，的确多是我接送他看病、住院。我们三兄弟中，老幺在云南昭通的铁路部门负责路桥维护，老三在重庆的汽车配件厂工作，只有我留在本地，照顾二老的责任，自然落在了我的肩上。
傍晚六点多，我扶他回到楼下——他们住在一楼。他心情很好，精神也不错，还与邻居谈笑风生。在楼道里见到母亲，还并肩坐在长椅上聊了会儿天，顺手抱起路过的小猫逗弄，神情愉悦。
谁知晚上十点多，母亲突然来电，说老爸子“心头不舒服”。我建议立刻送回医院——出院手续尚未办完——但母亲想等天亮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赶去，他正坐在椅子上吃馒头、喝牛奶。见到我，他说心里难受，让我扶他去床上躺一会儿。我连忙扶他躺下，替他盖好被子。他又说要大便，我取来便盆垫好。随后我对母亲说：“必须马上去医院了。”没过多久，老幺和弟媳也赶来了。
十几分钟后，我和老幺一起帮父亲撤去便盆。他在前面托着父亲的腰，我在下方清理。待我走到厕所清洗时，老幺突然大喊：“哥，老爸子不行了！”我冲进房间，伸手探他的呼吸与脉搏——全都停止了。老幺急忙为他做胸外按压，却已无济于事。
父亲就这样安详地走了，享年八十九岁。
我们没有哭，也并不觉得特别悲伤。他已是高寿，加上常年病痛缠身，生活质量差，每日药不离口，痛苦难言，母亲长年照顾他也极为辛苦。离去，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我心中始终有个结，至今懊悔：当初若未心软答应他出院，若坚持让他留在医院，是否还能挽回……
父亲性子极倔，与母亲二人独自生活，不愿与儿孙同住，家中事多由他说了算。此前有一次住院，他非要多吃通便药，母亲阻拦说：“儿子交代了，一次只能吃一颗，多吃会拉肚子。”他不听，执意要吃三颗，母亲只给一颗，他竟举起拐杖打她，腿上划出口子，血流不止，最后还去外科缝了针。那天是我陪母亲去打破伤风、缝针的。他也因不听劝告、乱吃药，多次住院并延长时间。
家中大概只有我还能劝他几句，有时他听，有时也不理会。就像这次出院，他谁的话都不听，甚至以“下跪”相逼。如今回想，或许他冥冥中有所预感？他住院从未如此急切地要回家，唯独那一次，无论如何也劝不住。
他很多时候也十分开朗，声音洪亮、笑声爽朗。他常对我讲起小时候在农村吃的苦，年轻时如何敢闯敢拼，改户口、找工作，并一再叮嘱我：今后若他患上不治之症，不必再医，不必浪费钱财。丧事也不必大操大办，一切从简。
我们依从他的嘱托，在家中守孝三日，未作铺张。在殡仪馆的告别厅，我望着安睡的老爸子，想起他一生的艰辛与往日的音容笑貌，眼角终于湿润。除了儿时因犯错被他打哭，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落泪。我知道，这一眼之后，便是永别。
父亲与母亲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资中农村走出来的。他常向我讲述自己如何从农村闯进铁路部门工作。年轻时他胆大敢拼，用他的话说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他做过瓦窑工、银山镇化工厂的临时工，后来结识一位公安朋友，对方帮他弄到空白户口页或迁移证明，填上信息，才将他与母亲、妹妹等六人的户口迁至外地有朋友接应的城镇。他也借此机会进入铁路系统，从临时工一步步转正。他的胆识与选择，彻底改变了他与我们三兄弟的命运轨迹——性格决定命运，选择决定方向。
不过在“四清”运动中，母亲与姑姑曾被下放农村，几经周折才重返城市。
父亲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村家境贫寒，无钱读书，只上过小学，还未毕业。他脾气大，性子倔，遇到不公之事容易与人“咆脱”，也因此常得罪领导。一生都是铁路养护工人，最高只担任过工区班长，带领十余名工人维修某段铁路。
六七十年代，家里特别困难。他每月工资仅几十元，却要养活一家六口（奶奶与我们同住），母亲做临时工，还要接济农村的亲戚。常常吃不上白米饭，靠苞谷糊、红苕汤充饥。油水稀缺，一周能吃上一回肉就如过年，我们都抢着吃肥肉，见到瘦肉反而想哭。
那时家里每年养一头内江黑猪，我们三兄弟放学后都得去割猪草——至今每人左手指上仍留有刀痕。谁若偷懒或做错事，父亲抄起棍子便打。他总说“不打不成人，黄荆棍下出好人”。小时候挨打总是不服，大哭大闹；长大后，阅历渐长，理性思考多了，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年幼无知时不知天高地厚，做错事时适当的体罚，能让大脑记住教训，减少再犯，也算情有可原。子女因此记恨父母的，其实很少。否则，父母若过分溺爱，纵容孩子个性长歪，长大后难以纠正，易不成才或走入歧途。正因如此，才有“养不教父之过”“慈母多败儿”“溺爱养败儿、富贵多纨绔”这些古训。
但父亲也很护着我们，正如东北人所说的“护犊子”。每当我们在外受欺负，他会冲到别人家门外叫骂、与人“咆脱”。那时，我们都觉得有了坚实的依靠。
父亲于1983年退休，刚满五十岁。听说那时仍是“顶替”政策的最后时期，他为了让老幺端上铁饭碗，毅然提前退休，让未满十六岁的老幺改大年龄，进入铁路系统。我与老三当时是学校的尖子生，均考上了中专、大学。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大中专录取率仅百分之几，考取实属不易，毕业还包分配工作。父母唯独担心老幺工作无着——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今我们三兄弟也都退休了。我在机关以四级调研员退休，老三以分厂厂长退休，老幺以铁路路桥大队长退休。一生虽无大成就，也未犯大错，总算平稳着陆，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吧！
父亲走了四年，我们每年都去南山公墓看望他一次。墓碑上的烤瓷照片渐渐泛黄，可他始终凝望着我们，脸上带着淡淡微笑。我们只能献上鲜花、水果与糖果，向他深深三鞠躬，感谢他这一生的养育之恩。
四载隔幽明，音容难永别。
雁过留声影，人去有奠祭。
2025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