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的公示栏前，空气凝滞。

“直博推荐人选：陈峰。”

8个字，断送了我3年的心血。

我转身离开，背后却传来导师陆明远的声音。

他拦住我，金丝眼镜后的目光平静无波，手里拿着一份推荐表。

“省级科研奖的申报，你为什么也放弃了？”

周围瞬间安静，所有目光聚集过来。

我看着这个我追随3年、替他攻克无数难题的导师，忽然觉得陌生。

01

实验室的灯光很亮，照在公告栏那张新贴的名单上。

“直接攻读博士学位推荐人选：刘伟。”

这短短一行字，我反复看了好几遍。

耳边有低低的说话声。

有人拍了下我的肩，很快又把手收回去了。

我没有回头，直接转身朝门口走。

“林阳。”

是周文斌教授的声音。

他穿着整齐的衬衫，戴着眼镜，站在我面前。

“等一下，”他说，“省级科技创新奖的推荐，你怎么撤回了？”

实验室里安静下来。

我看着这位我跟随了三年的导师，忽然觉得有些陌生。

“名额不是有限吗？”我说。

周文斌教授推了推眼镜。

“你的成果符合要求，我是按规定办事。”

我没再说话，推门走了出去。

我叫林阳，是东山大学生物技术与应用专业的研三学生。

三年前我保研进来，选了周文斌教授做导师。

他当时刚拿到一个国家级项目，需要人手。

面试时他说会很辛苦，但能出成果。

我说我不怕辛苦。

第一年确实很苦。

实验室设备不全，课题又多，我们几个学生忙得团团转。

我负责“新型微生物蛋白高效表达系统构建”这个子课题，是最难的部分。

有四个月时间，我每天在实验室待到凌晨，筛选了上千个克隆，优化了二十轮条件。

第二年春天，数据出来了，效果比预期好百分之三十五。

周文斌教授在组会上表扬了我，说这成果够发一篇好论文。

他说会帮我整理投稿。

我继续做后续实验，等论文消息。

等了三个月，我问了一次。

他说还在修改，不急。

又过了两个月，学院官网挂出一篇论文，通讯作者是周文斌，第一作者是刘伟。

那是我的数据，我的实验。

我去办公室找他。

他正在喝茶。

“林阳啊，论文署名要考虑很多因素，”他说，“刘伟是你师弟，也需要成果。你以后机会还多。”

“可实验是我做的。”我说。

“实验用的是课题组的经费和平台，”他语气温和，“你要有大局观。这样，下个项目让你独立负责一个方向。”

那篇论文后来被引用了不少次，刘伟凭它拿了奖学金。

我没再提这事。

第三年，周文斌教授接了个企业合作项目，时间很紧。

他把最难的计算机模拟部分交给我。

我花了两个月，把算法优化到比合同指标高两个数量级。

企业很满意，提前付了尾款。

结题汇报那天，周文斌教授带刘伟去了。

回来后，刘伟名片上多了“项目助理研发工程师”的头衔。

实验室的人都看明白了，但没人说什么。

周文斌是副院长候选人，手里有资源。

刘伟是他外甥，大家心照不宣。

我只是没想到，连直博名额也会这样。

我们这届，周文斌名下只有一个直博推荐名额。

按学院规定，要看成绩、成果和项目贡献。

我的成绩专业第二，成果虽被署名问题影响，但实际贡献最大，三个主要课题有两个是我扛起来的。

大家都以为名额是我的。

我自己也这么认为。

直到今天名单公示。

我走回宿舍，关上门。

室友赵鹏在打游戏，见我回来摘下耳机。

“看到了？”他问。

“嗯。”我说。

“周老师找你了？群里有人说他问你为什么不要科研奖推荐。”赵鹏把手机递过来。

群里消息刷得很快。

“周老师什么意思？名额给外甥，还问林阳为什么不要奖？”

“可能是想给点补偿？”

“省级奖哪能跟直博名额比。”

“林阳这三年白干了。”

“别说了，刘伟在群里。”

群里安静了。

我放下手机。

窗外天色暗了，路灯亮了起来。

远处实验楼的灯还亮着，我知道那是周文斌的办公室。

他可能还在和刘伟商量直博面试的事，或者在准备材料。

我想起三年前第一次见他。

他在讲台上讲学科前沿，眼里有光。

他说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要守得住初心。

他说最欣赏踏实肯干的学生。

我都信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邮件提醒。

学院发的，关于省级科技创新奖申报的补充通知，周五前要交材料。

我看了邮件很久，然后按了删除。

周五早上，我去实验室收拾东西。

我的位置在角落，堆满了文献和记录本。

我拿出一本蓝色硬壳实验记录本，一页页翻看。

里面记着这三年每一个实验的细节，有些页脚已经卷边了。

“林阳师兄。”刘伟走过来。

他穿着新运动鞋，手里端着咖啡。

“周老师说，你以后不用来实验室了，”他说，“今天收拾完东西，钥匙交给我。”

“为什么？”我问。

“实验室位置紧张，马上有新生来，”刘伟喝了口咖啡，“反正你也不做实验了，抓紧写毕业论文吧。”

“我的课题还没结题。”我说。

“周老师说那个课题转给我了，”刘伟笑了笑，“数据我都看过了，差不多了，我接着弄完。你放心，论文发表时会给你挂名的。”

我没接话，把记录本放进纸箱。

“别客气啊师兄，”刘伟压低声音，“我知道你有意见，但这种事没办法。舅舅说家里就我一个学这个的，得帮衬。你能力强，去哪都能发展。”

纸箱很沉。

我把笔筒、计算器、工具书放进去，最后拿起桌角那盆绿萝。

叶子有点黄了，我很久没浇水。

“钥匙。”刘伟伸手。

我把实验室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放在桌上。

金属撞击桌面，发出清脆的响声。

我抱着纸箱走出实验楼，阳光很好。

门口宣传栏贴着优秀学生海报，刘伟的照片在最显眼的位置，下面列着他的获奖成果。

那些成果里，至少有一半是我的实验数据。

我没有停步。

周末两天，我在宿舍改毕业论文。

赵鹏看我整天对着电脑，忍不住问：“你就这么算了？”

“不然呢？”我说。

“去学院反映啊，直博名额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赵鹏说，“你有成果有成绩，院里总要讲规矩吧？”

我摇头：“没用。”

“试试总行吧？”

我停下打字。

“三年前，有个师兄试过，”我说，“他比我还惨，被周老师压着不让毕业，拖了两年，最后学位证都没拿到，去了个小公司做销售。”

赵鹏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那以后呢？你打算怎么办？”

“找工作，或者考别的学校博士。”

“可现在申请都截止了。”

“那就明年。”

赵鹏叹了口气，重新戴上耳机。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明年竞争更激烈，没有导师推荐信和像样的论文，申请外校博士很难。

工作也不容易，我们这个专业硕士只能做技术员，工资不高，发展有限。

但我不想再求周文斌。

周一，我去学院办公室交材料。

教务老师看到我，表情有点复杂。

“林阳，周老师上午来过，说你的科研奖推荐表还没交。”她说。

“我不申请了。”我说。

“为什么不申请？这个奖对你以后有帮助啊。”

“谢谢老师，我不需要了。”我交完论文材料，转身要走。

教务老师叫住我，从抽屉拿出个信封。

“这是周老师让我转交给你的。”

信封很薄。

我打开，里面是两张面值一千的购物卡，还有一张便条。

便条上是周文斌的字迹：“林阳，你的付出我知道。这点心意弥补不了什么，但请收下。以后有需要，还可以找我。”

我把购物卡放回信封，递回去。

“麻烦老师还给他。”

“这……”

“就说我不需要。”

走出行政楼，我觉得肩膀轻了一些。

虽然前路迷茫，但至少我不必再背对自己。

我开始投简历。

简历很难写。

科研成果栏我只能填项目名称，不敢写具体贡献，怕被问为什么没有论文一作。

实习经历几乎没有，三年全在实验室。

技能证书有几个，但都是基础的。

投了三十份，收到四个面试通知。

第一家是生物科技公司，做诊断试剂。

面试官看完简历问：“你在周文斌课题组三年，怎么一篇一作论文都没有？”

“实验周期长，论文还在准备中。”我说。

“那你在项目里具体做了什么？”

“主要是蛋白表达载体构建和优化。”

面试官点点头，在纸上记了什么。

两周后我收到拒信，理由是岗位匹配度不足。

第二场面试更直接。

面试官是研发总监，也是东山大学毕业的师兄。

他看了半天简历，突然问：“你是不是得罪周老师了？”

我一愣。

“看你项目参与度很高，按理说不该没有产出，”他放下简历，“实话跟你说，我们公司和周老师有合作，他的推荐很重要。”

“我明白了。”我说。

第三场和第四场面试我放弃了。

赵鹏拉我去打球。

操场上人很多，我们打了半小时，坐在场边喝水。

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

“你以后到底想做什么？”赵鹏问。

“不知道。”我说。

“要不试试考公或事业单位？稳定。”他说。

我摇头。

不是不想稳定，只是不甘心。

三年实验室，上千个日夜，那些失败又重来的实验，如果就这样放弃，那我到底在做什么？

“你还在想直博的事？”赵鹏问。

“我只是想不通，”我说，“如果一开始就定了他外甥，为什么让我做那么多？如果觉得我不够格，为什么不早说？”

“利用呗，”赵鹏说，“你能干活，出成果，又没背景，最好拿捏。用完了一脚踢开，你还不能说什么。”

球场上有人进球，传来欢呼声。

是啊，最好拿捏。

我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供我读研不容易。

没有关系，没有背景，甚至不敢撕破脸，毕竟学位证还在人家手里。

“对了，”赵鹏突然想起来，“我听说刘伟的直博材料被学校打回来了。”

“什么？”

“好像是材料不全，缺个证明。院里让他补，流程得重走，可能要延迟公示。”

赵鹏压低声音，“有人私下说，是院里其他老师有意见，故意卡了一下。”

我握紧了水瓶。

“但这跟你没关系了，”赵鹏拍拍我，“名额就算空出来，也不可能给你。周文斌宁可废掉这个名额，也不会打自己的脸。”

我知道。

我都知道。

但心里某个地方，还是动了一下。

三天后，我在图书馆查资料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林阳同学吗？我是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郑国栋。”

郑国栋教授，学院里以严格公正出名的老先生，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您现在方便吗？我想跟你聊聊。”他说。

我们约在学校咖啡馆。

郑教授七十多了，头发全白，精神很好。

他点了一杯清茶，开门见山。

“你导师周文斌教授推荐刘伟直博的事，你知道吧？”

“知道。”我说。

“委员会收到一些反映，关于刘伟的科研成果，尤其是那篇论文，有人提出疑问，”郑教授推了推老花镜，“你是那个课题的主要参与者，我想听听实际情况。”

我握着咖啡杯，手心出汗。

“别紧张，我们只是了解情况，”郑教授语气温和，“学术委员会有责任确保推荐程序公正。你说的每句话，我们都会保密。”

窗外梧桐树的影子落在桌上。

我说了。

从课题立项开始，到实验设计，到数据采集，到论文被拿走的过程。

我说得很慢，尽量客观，只陈述事实。

郑教授一直在记录。

我说完时，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这些情况，你有证据吗？”

“实验记录本在我这里，每天的实验细节都有记录。原始数据在实验室服务器，但我备份了一部分。”

“为什么之前不说？”

我沉默了很久。

“因为他是我的导师，”我说，“而且说了也没用。”

郑教授看着我，眼神复杂。

有同情，有无奈，也有某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孩子，学术圈不应该是这样的，”他最后说，“但你也要明白，这件事牵涉很多。就算我们查实了，处理也需要时间，需要程序。你的毕业，你的前途，都可能受影响。”

“我知道。”我说。

“你还愿意配合调查吗？”

我想起那盆叶子发黄的绿萝，想起凌晨三点实验室的灯光，想起第一次做出阳性结果时的兴奋。

“我愿意。”我说。

郑教授点点头，收起笔记本。

“材料先不用给我，等需要的时候，我会联系你。这段时间，保持正常的学习生活，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们的谈话。”

他起身要走，又转过身。

“对了，省级科研奖的申报，你真不参加了？”

“不参加了。”我说。

“可惜，”郑教授说，“我看过你的材料，那个蛋白表达效率优化的成果，其实很有价值。如果独立申报，获奖希望很大。”

“周老师没推荐我。”我说。

“不需要他推荐，”郑教授从包里拿出一张表，“学术委员会有直接推荐名额，每年两个，给那些被遗漏的优秀成果。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推荐你。”

表格很简洁，只需要个人基本信息和成果简介。

“为什么要帮我？”我问。

“不是帮你，是维护学术公平，”郑教授笑了，“我在这学校待了四十年，见过太多事。有时候，沉默就是纵容。”

我接过表格。

“下周五前交给我。”郑教授说完，推门离开了。

我坐在咖啡馆里，看着那张表格，看了很久。

我决定申报。

不是为奖项，不是为荣誉，只是想证明那些日夜是有价值的。

它们不应该被偷走，不应该被篡改。

我花了一周时间整理材料。

实验数据、分析图表、方法创新点、应用前景。

每一页都写得很仔细，每一个数字都核对三遍。

交表那天，我在行政楼门口遇见了周文斌。

他刚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公文包。

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

“林阳，来找我？”他问。

“不是，”我晃了晃手里的文件袋，“交个材料。”

“什么材料？”

“科研奖申报。”

周文斌的表情变了。

他走近两步，压低声音。

“郑教授找你了？”

我没说话。

“林阳，我们谈谈，”他看了眼四周，“去我办公室。”

“不用了周老师，我还要去图书馆。”

“就十分钟。”

办公室里，周文斌关上门，但没有坐下。

他在窗前踱步，背对着我。

“我知道你有情绪，名额的事，是我考虑不周，”他说，“但学术圈就是这样，资源有限，有时候不得不做些权衡。”

我没接话。

“刘伟是我外甥，我姐姐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身体不好，能读到今天不容易，”他转过身，看着我，“你能力强，就算没有这个直博名额，也能找到出路。但他不行，他需要这个平台。”

“所以我的出路就不重要？”我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周文斌叹了口气，“这样，科研奖的事，我支持你申报。我保证，等你毕业时，我帮你写最好的推荐信，去国内任何一所高校读博都没问题。我们院的张院长、李教授，我都可以帮你打招呼。”

条件很诱人。

如果是一个月前，我可能会心动。

“周老师，”我说，“如果我接受这个交易，那我这三年坚持的，又算什么呢？”

周文斌愣住了。

“我只是想要一个公平，”我站起来，“实验是我做的，数据是我跑的，成果应该属于我。这很难理解吗？”

“林阳，你还年轻，太理想主义了，”周文斌的声音冷下来，“公平？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你今天拒绝我，明天就可能后悔。学位证、毕业推荐、以后的学术道路——这些都在我手里，你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我说。

我们面对面站着。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能看到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好，”周文斌点点头，坐回办公椅，“那你就按自己的想法做吧。但有一点——”他抬起眼睛，“不要牵扯刘伟。他的论文、他的成果，已经是既定事实。你动他，就是动我。”

“如果学术委员会要动呢？”

周文斌笑了。

“委员会？郑教授快退休了，说话还有多少分量？其他委员，有多少人会为了一个学生，得罪一个即将升副院长的教授？”

他说得对。

我都知道。

“材料我会交，”我说，“至于结果，让程序决定。”

走出办公楼时，手机响了。

郑教授发来短信：“材料收到。委员会下周初评，保持电话畅通。”

我回了个“好的”，抬头看天。

云很厚，可能要下雨了。

初评结果一周后出来。

我的项目通过了，进入终评名单。

全校一共十六个项目入围，终评需要现场答辩。

公示贴在学院公告栏。

我路过时，看到刘伟站在那儿，盯着公示名单。

他看见我，眼神阴了一下，但没说话，转身走了。

答辩定在下周三。

我准备PPT，演练讲稿，把可能的问题都列出来。

赵鹏当观众，给我挑毛病。

“这里语速太快，这个图太复杂，最后总结要有力一点。”

我们改到第五版，终于满意。

周二晚上，我最后一次核对材料，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申报书里要求附上“导师同意申报意见书”，需要导师签字盖章。

我之前交材料时，郑教授说这个可以先空着，他去找周文斌协调。

但现在还没消息。

我打电话给郑教授，关机。

打到办公室，没人接。

晚上十点，赵鹏从外面回来，脸色不太好。

“我刚听人说，周文斌今天下午去学术委员会了，吵了一架，”他说，“好像就是关于你的申报。他说你申报的材料涉及课题组未公开数据，未经导师同意擅自使用，违反学术规范。”

“那些数据是我的实验成果。”我说。

“但用的是课题组的经费和平台，”赵鹏说，“他说如果要追究，可以算你窃取实验室数据。”

我坐在椅子上，浑身发冷。

“还有，”赵鹏犹豫了一下，“刘伟的直博材料补全了，学校那边已经通过。公示期明天开始。”

双重打击。

如果我的申报被取消，如果还被扣上窃取数据的帽子，那不止是失去奖项，可能连毕业都成问题。

“郑教授呢？”

“听说气得不轻，血压升高，下午去医院了。”

一切都计划好了。

周文斌算准了时间，在答辩前一天发难。

郑教授病倒，委员会群龙无首，其他委员不愿意惹事。

我的申报会被取消，刘伟的直博顺利通过。

而我，将背着“窃取数据”的嫌疑，在学术圈寸步难行。

“你打算怎么办？”赵鹏问。

我看着电脑屏幕上准备了一半的PPT。

那些图表，那些数据，那些熬了无数个夜得出的结论。

“我不知道。”我说。

但我知道一件事：这次，我不能退。

02

答辩前一天晚上十一点，实验室服务器突然故障。

故障通告发在课题组群里：“因设备维护，服务器暂停访问，预计恢复时间24小时。”

赵鹏从床上坐起来。

“这也太巧了吧？明天你答辩，今天就故障？”

我盯着手机屏幕，心里一片冰凉。

服务器里存着我所有的原始数据，答辩时需要展示。

虽然我本地有备份，但按照学术规范，评审可以要求查看服务器原始记录来验证数据的真实性。

没有服务器记录，我的备份数据可以说服力大打折扣。

“周文斌这是要把路全堵死。”赵鹏说。

我打开电脑，点开备份文件夹。

数据都在，图表都做好了，PPT也完成了。

但没有服务器佐证，周文斌完全可以质疑我篡改了数据。

手机震动，郑教授发来短信。

“服务器故障我已知道，正在联系处理。明天答辩照常，我会到场。”

我回复：“谢谢郑教授，但我可能需要调整答辩重点。”

“怎么说？”

“我想主要讲方法创新和理论框架，数据部分只做概述。”

那边沉默了几分钟。

“你确定？没有数据支撑，评委会很难给高分。”

“总比被质疑造假好。”

“好，按你的想法来。明天八点半，行政楼三楼会议室。”

放下手机，我开始修改PPT。

去掉详细的数据图表，只留结论性图表；增加方法学部分的篇幅，突出创新思路；把应用前景讲得更宏大一些。

改到凌晨三点，终于完成。

新版本看起来更像是理论探讨，而不是实验报告。

我关掉电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

窗外有风声，树枝刮擦着玻璃。

我想起研一那个冬天，也是这样的夜晚，我在实验室守着发酵罐，每隔两小时取样一次。

罐体运行时发出低沉的嗡鸣。

当时周文斌半夜来实验室，看到我还在，有些惊讶。

“这么拼？”他问。

“这批菌株表达不稳定，我想找到原因。”我说。

他点点头，从包里拿出一个面包放在桌上。

“注意休息。”他说。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导师也许没那么糟糕。

现在想来，那可能只是一种投资。

对工具的投资，对劳动力的投资。

就像给机器加油，让它可以运转更久。

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

梦里我在跑，后面有人追，手里拿着一叠纸，纸上写满了数据。

我想看清那些数字，但纸突然烧起来，火苗舔舐着边缘，把一切都吞没。

六点闹钟响，我起床洗漱。

穿上唯一一套正装，白衬衫、黑裤子，有点紧了。

对着镜子打领带，打了三次才成型。

赵鹏也起来了，默默递给我一杯豆浆。

“加油。”他说。

“谢谢。”

“不管结果怎么样，你试过了，”他说，“比我们强。”

我知道“我们”指的是谁。

实验室里那些同样被压榨、但选择沉默的人。

他们或许会毕业，拿到学位，找到工作，但心里永远会有一个疙瘩。

而我至少说了“不”。

行政楼三楼会议室门口，已经有人等着。

刘伟也在。

他穿着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整齐，正在和几个评审老师说话。

看到我，他点了点头，表情平静。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打开电脑最后检查PPT。

周文斌来了。

他今天特意打了领带，皮鞋锃亮，和几位评审握手寒暄，笑声爽朗。

经过我身边时，他脚步没停，但余光扫了我一眼。

那眼神很复杂。

八点半，答辩开始。

我的顺序在第九个，前面有八个学生，项目涉及基因编辑、细胞治疗、生物材料。

每个人讲十分钟，提问五分钟。

评审们问题很犀利，有两个学生被问得面红耳赤。

轮到刘伟时，他讲的是“基于新型CRISPR-Cas系统的高效基因治疗载体开发”。

PPT做得精美，动画流畅，数据图表完整。

我认出来，其中一部分数据来自我去年做的预实验。

他讲得很自信，提问环节对答如流。

周文斌坐在评审席上，微微点头。

然后是我。

“下一个，林阳，项目名称：新型微生物蛋白高效表达系统的构建策略与优化研究。”

我走上讲台，连接电脑，打开PPT。

第一页标题出现时，我看到周文斌皱了皱眉。

“各位老师好，我的研究聚焦于蛋白表达系统的创新设计思路。”

我开始讲方法学，讲载体构建的逻辑框架，讲优化策略的理论基础。

讲得很稳，语速适中，重点突出。

但我知道，评审们想要的是数据，是结果。

十分钟后，进入提问环节。

坐在中间的赵教授第一个开口。

“林阳同学，你的报告理论性很强，但实验数据支撑在哪里？按照申报材料，你应该完成了整套载体的构建和验证。”

“数据我有，但因为服务器故障，无法调取原始记录，”我如实回答，“为了避嫌，我今天主要汇报方法学创新。”

“避什么嫌？”另一个评审问。

周文斌突然开口。

“是这样的，林阳同学使用的数据涉及课题组未公开成果，存在一些争议。出于学术规范考虑，他主动回避了数据展示。”

这话听起来像是在帮我解释，实际上坐实了“数据有争议”的说法。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郑教授清了清嗓子。

“原始数据的问题，学术委员会会另行核查。今天评审的重点应该是项目本身的创新性和应用价值。林阳，你继续。”

我点点头，正要开口，周文斌又说话了。

“郑教授，我觉得这样不妥。没有数据支撑，创新性如何评判？应用价值又从何谈起？科研不是纸上谈兵。”

“周老师说得对，”赵教授附和，“这样吧林阳，你能不能简要说明一下你的主要实验结果？不用原始数据，就说结论。”

我看着台下。

刘伟坐在后排，嘴角有一丝笑意。

周文斌表情严肃，但眼神里透着笃定。

其他评审有的低头翻材料，有的看着我，等待回答。

“我的载体构建成功率比现有方法提高百分之四十，蛋白表达效率提升两倍，稳定性延长三倍，”我说，“具体数据在申报材料附件里有，各位老师可以查看。”

“但我们需要验证，”赵教授说，“这样，你告诉我们原始数据存在哪里，评审结束后我们去核查。”

“在实验室服务器，但现在故障无法访问。”

“那就是死无对证了？”有个年轻评审嘟囔了一句。

声音不大，但会议室里每个人都听见了。

郑教授的脸色沉下来。

周文斌端起茶杯，慢慢喝了一口。

我知道，我输了。

不是输在成果不好，而是输在规则之下。

周文斌用“学术规范”织了一张网，把我困在里面。

我越挣扎，网收得越紧。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的汇报到此结束。”我说。

“等一下。”

门突然被推开。

所有人都转过头。

门口站着一个女生，短发，戴着黑框眼镜，手里抱着一个纸箱。

我认出她，学院档案室的实习生，叫苏雨，比我们小一届。

“抱歉打扰，”苏雨声音有点抖，但很清晰，“林阳师兄，你上周来档案室查资料时，落了一本实验记录本。我今天整理柜子才发现，给你送过来。”

她走过来，把纸箱放在讲台边。

箱子里堆着一些旧文献，最上面是一本蓝色硬皮本，我研一时的实验记录本。

“谢谢。”我说，心里却奇怪。

我上周确实去过档案室，但没带记录本。

苏雨没有马上走。

她看了看台下，又看了看我，深吸一口气。

“还有，我整理旧档案时，发现了一些可能和你研究相关的东西。”

“什么东西？”

她从纸箱底部抽出一个文件夹，很旧了，封面泛黄。

“这是十二年前的一个课题档案，也是做蛋白表达载体的。里面有些方法，和你的很像。”

周文斌的茶杯“咔”一声放在桌上。

郑教授站起来。

“什么档案？拿来看看。”

苏雨把文件夹递过去。

郑教授翻开，看了几页，脸色变了。

他又翻了几页，抬头看向周文斌。

“周老师，这个课题，是你当年硕士期间做的？”

周文斌僵在那里。

“档案显示，这个课题因为数据无法重复，最后没有发表，”郑教授声音很冷，“但里面的核心设计思路，和林阳现在做的，有高度相似性。”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

评审们纷纷传阅档案，低声议论。

刘伟站起来想说什么，被周文斌一个眼神制止。

我看不清档案内容，但能看到周文斌的脸色，从红转白，再转青。

他的手在桌子下面握紧了，指节发白。

“这不可能，”周文斌终于开口，声音干涩，“那个课题早就终止了，所有材料都销毁了。”

“但档案还在，”苏雨小声说，“按规定，所有课题档案都要永久保存。”

“你从哪里找到的？”

“档案室最里面的柜子，贴着‘已清理’标签，但里面还有东西，”苏雨说，“我本来想按废纸处理，但看到课题名称和林阳师兄的研究方向接近，就多看了一眼。”

周文斌站起来，走向讲台。

他想拿那个文件夹，但郑教授按住了。

“周老师，我们需要解释，”郑教授说，“如果林阳的研究思路和你十二年前的未发表课题高度相似，那这意味着什么？”

“巧合，”周文斌说，“科研思路有相似很正常。”

“但连实验设计的细节都一样？”郑教授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里，这个引物设计策略，这个载体骨架选择，和林阳申报材料里的几乎一模一样。这已经超出‘巧合’的范围了。”

我站在讲台上，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研一下学期，周文斌让我整理他办公室的旧书。

我在书架底层翻到一堆发黄的实验笔记，当时随手翻了翻，觉得设计思路挺有意思，就多看了几眼。

后来笔记不见了，我以为他收起来了。

现在想来，那些笔记可能就是这份档案的原稿。

而我的研究，那些我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创新点，其实早在十二年前就有人设计过，设计者是周文斌自己，但他失败了，数据无法重复，课题被放弃。

然后三年后，他让我做几乎同样的方向，给了我一些“建议”和“指导”。

我沿着那些建议走下去，做出了他当年没做出来的结果。

“林阳，”郑教授转向我，“你见过这份档案吗？”

“没有，”我说，“但我见过类似的笔记，在周老师办公室。”

“什么时候？”

“研一下学期。”

“笔记里写了什么？”

我努力回忆。

“有载体设计图，有引物序列，还有一些失败的原因分析，我当时觉得思路很新颖，就记下来了。后来做课题时，不自觉用了类似的方法。”

周文斌猛地转过头，盯着我。

那眼神里有什么东西碎了，露出底下我从没见过的慌乱和恐惧。

“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你见过那些笔记。”他说。

“您从来没问过。”我回答。

会议室里安静得可怕。

赵教授清了清嗓子。

“所以情况可能是这样，周老师把自己未成功的课题思路，有意无意地传递给了学生。学生做成功了，但老师因为某些原因，不希望这个成果被公开承认？”

“我没有。”周文斌想辩解，但声音卡住了。

“那为什么十二年前的数据无法重复，现在林阳做出来了？”郑教授追问，“是实验条件变了？还是当年有什么问题？”

问题。

这个词在空气里悬着，像一把刀。

如果周文斌当年的课题数据有问题，比如造假，比如篡改，那么他放弃课题就说得通了。

而十二年后，他让学生重做这个方向，如果成功了，就能证明当年不是他的问题，是实验条件或技术限制。

但如果学生独立发表了这个成果，就会有人去翻旧账，去对比十年前后的数据差异，去问为什么当年没做出来。

所以他必须控制这个成果。

要么自己署名发表，要么压着不让发表。

我突然全明白了。

为什么我的论文被抢，因为周文斌不能让我的名字出现在那个课题上。

为什么刘伟需要直博名额，因为周文斌需要把外甥推到更高的平台，方便以后继续控制这个研究方向。

为什么他不让我申报科研奖，因为奖项会引来更多关注，更多审查。

一切都连起来了。

“今天的答辩暂时中止，”郑教授宣布，“我们需要时间调查这件事。林阳，你的申报材料我们会重新审议。周老师，请你配合学术委员会的调查。”

周文斌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西装依然笔挺，领带依然端正，但整个人像被抽空了力气，只剩下一个空壳。

刘伟冲过来。

“舅舅。”

“闭嘴。”周文斌低吼。

他慢慢转过身，看着我。

我们隔着五米的距离，中间是散乱的档案纸，是评审们复杂的目光，是十二年时光挖出的沟壑。

“林阳，”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我们谈谈。”

“在这里谈，”郑教授说，“当着大家的面谈。”

周文斌摇头，眼睛盯着我。

“单独谈。就现在，在隔壁会议室。有些事，你必须知道。”

他的眼神里有哀求，有威胁，还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绝望。

评审们面面相觑。

郑教授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给你十分钟。林阳，你自己决定听不听。”

所有人都看着我。

刘伟攥紧了拳头。

苏雨抱着纸箱，不知所措。

评审们有的皱眉，有的摇头。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会议桌上切出明亮的光块。

我沉默了三秒。

然后我说：“好。”

03

隔壁的小会议室只有一张桌子和四把椅子。

周文斌关上门，但没有坐下。

他背对着我，看着窗外。

“那份档案，”他开口，声音沙哑，“确实是我的硕士课题。当年我太想做出成果，数据处理得不够严谨。”

“造假？”我问。

“没那么严重，只是美化了，”他转过身，脸上有种认命的疲惫，“后来答辩没通过，课题被否。我求导师不要上报，他答应了，但条件是所有材料封存，我永远不再碰这个方向。”

“但你让我碰了。”我说。

“因为技术发展了，”周文斌说，“十二年前做不到的，现在可以。我觉得可以重新试试。如果成功了，就能证明我当年的思路是对的，只是当时条件不够。”

“所以你让我做，但成果必须归你控制。”

“我本来想等你做出结果后，我们一起发表，我通讯，你一作，”周文斌说，“但刘伟那边，他父亲查出来重病，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儿子读博士。我不能不帮。”

“所以我的成果给他，我的名额给他，我的一切都给他？”我的声音很平静，“就因为你要弥补当年的错误，因为你要还人情？”

周文斌没有回答。

他走到桌边，双手撑在桌面上，低着头。

“林阳，我可以补偿你，”他说，“科研奖我帮你争取，一定让你拿到。毕业推荐信我写最好的，我认识国外好几个实验室的教授，可以推荐你去做博后。还有，经济上，我也可以。”

“周老师，”我打断他，“您知道我这三年，最痛苦的是什么吗？”

他抬起头。

“不是熬夜做实验，不是数据反复失败，不是被抢成果，也不是失去名额，”我说，“最痛苦的是，我曾经真的相信您。相信您说的学术理想，相信您说的公平正义，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

周文斌的嘴唇动了动，但没发出声音。

“那些笔记，我看的时候很兴奋，觉得您真是个天才，十二年前就能想到这么超前的设计，”我继续说，“所以我更努力，想做出成果，想证明您的思路是对的，想给您争光。”

“你做到了。”他轻声说。

“但我现在宁愿没做到，”我说，“因为做到的结果是，我发现我尊敬的导师，是个骗子。不是骗别人，是连自己都骗。骗到相信那些美化过的数据，骗到相信可以靠压制学生来掩盖过去，骗到以为只要把外甥推上去，一切问题都会消失。”

周文斌的脸白了。

“我不会接受你的补偿，”我说，“该我的，我要拿回来。不该我的，一分不要。学术委员会怎么调查，我配合。最后什么结果，我接受。”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周文斌突然抬起头，眼神变得锋利，“如果调查坐实学术不端，我的职称、项目、乃至教职都可能受影响。但你以为你就能全身而退？你的学位怎么办？你的前途怎么办？学术界很小，谁愿意要一个‘搞垮导师’的学生？”

“所以您是在威胁我？”我问。

“我在告诉你现实，”周文斌走近一步，压低声音，“林阳，你还年轻，不知道这个圈子有多少潜规则。今天你走出这个门，把一切捅出去，明天你就会发现，没有实验室敢要你，没有导师敢收你。你会被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一辈子撕不掉。”

“那您呢？”我问，“您会被贴上什么标签？‘数据造假者’？‘学术欺凌者’？还是‘利用职权包庇亲属’？”

周文斌呼吸急促起来。

他看着我，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给过你机会了。”他说。

“我也给过您机会，”我回答，“很多次。”

我们就这样对峙着。

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门外传来敲门声，郑教授的声音。

“时间到了。”

我转身去开门。

“林阳。”周文斌在背后叫住我。

我回过头。

他站在窗前，逆着光，脸在阴影里看不清楚。

但他的声音很清晰，一字一句，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那份档案的最后一页，有个签名，”他说，“签的是我导师的名字。但笔迹鉴定的话，会发现是我模仿的。当年我导师根本不知道数据有问题，是我伪造了他的签字，把课题压下来的。”

我握住了门把手。

“如果这件事曝光，他也会受牵连，”周文斌笑了，笑容惨淡，“他今年七十八岁，心脏病，刚做完搭桥手术。你说，他受得了这个打击吗？”

我的手停在门把上。

“你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周文斌说，“明天早上九点，学术委员会开会。你可以选择说实话，那会毁了一个老人的晚年。也可以选择说，那些笔记是你自己找来看的，我不知情，那你的学术不端嫌疑就洗不清了，但至少，所有人都能体面地收场。”

他慢慢走过来，停在我身后一步远的地方。

“选吧，林阳，”他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轻得像叹息，“做个英雄，毁掉所有人。还是做个聪明人，给自己留条后路。”

门把手在我手中变得冰凉。

周文斌的呼吸近在咫尺。

我缓缓转过身，看着他那双已经不再掩饰任何情绪的眼睛。

“您导师知道您用他的健康来威胁学生吗？”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

周文斌的表情僵了一瞬，随即变得更深沉。

“这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你现在知道了。林阳，我教你三年，今天教你最后一课：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有些真相，埋起来对所有人都好。”

“包括造假？”我问。

“包括一切。”他盯着我。

“明天九点之前，告诉我你的选择。如果你选错了。”他顿了顿，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亮屏幕，举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

拍的是我电脑的文件夹目录，其中一个文件夹的名字让我的血液瞬间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