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中华文明有着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说法；虽说中华老祖宗不可谓不努力，也不可谓不聪慧，更不可谓不知识渊博。但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中华老祖宗视野狭隘、思想顽固，不求时变。只求躺平在祖宗的功劳簿上万年不变，着力模仿前代圣人的一笔一划，而不敢逾越雷池半步。

这进一步导致的恶果便是：地域广袤、人才济济的中华文明古国义无反顾踏上了一条“独木桥”，当竭力模拟前代圣人都无法平衡各方需求之后，王朝崩盘便进入倒计时。

1. 中华老祖宗好复古？并且美其名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

（1）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一直以300年前的秦穆公为榜样

作为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的开拓者——秦国，在历经商鞅变法之后迅速变强，从而厉兵秣马、一统天下。秦国之所以能爆发如此强大的战力，根源在于商鞅时变的眼光和超前的法治大于人治的思想，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商鞅赴秦之前，秦国国力羸弱、饥殍遍野，再加上私斗成风，使得秦国不仅位列战国七雄之末尾，而且还有分崩离析的巨大隐患。

是秦国君主不思进取、自甘堕落吗？显然不是，秦孝公继位之后敢于直面祖上的过失和秦国的现状，也人间清醒地认知到：即便秦国百姓同仇敌忾、死战为荣，但能打仗与国家富强没有关系，反而还会导致国家愈发积弱积贫。这是何等的睿智啊！

可是即便秦国有着如此开明之君主，但偏安一隅的秦孝公依旧没能走出时变的重要一步，依旧如其他守旧老世家大族们一起躺平在了300年前秦穆公的霸业当中。

秦孝公还随身携带着秦穆公佩剑，时不时就拿出来号令秦国，从来没有反思，是不是因为秦国一直躺平式模仿秦穆公，才导致了秦国越发贫穷的现实呢？

（2） 近代的清朝，所谓“清流”和“饱学之士”，一直对2000年前的古儒正道顶礼膜拜

当然这不能怪秦穆公，在那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担忧之中，向古人看齐是当时的主流意见。如孔子虽然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但其思想和视野依旧停留在五帝三王的上古时期。

孔子每每开始说教时，总是以上古七十余圣人（君王）治国有方为比喻，来讽刺当今社会混乱不堪、礼崩乐坏。后来发现人心庞杂是诱因之后，又开始要求天下之人“去私存公”、单纯为人。这种念头到死都没有改变，可见其思想是何等顽固。

受限于复古思想的影响，虽然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力强盛，盖过任何前人时期，但到了汉代，轰轰烈烈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复古运动全面开始了，以五帝三王为终点，以古儒正道为目标的文化洗礼运动在华夏大地拉开了帷幕，一经开始便持续了2000年，直至“五四运动”方才中止。

最让人扼腕叹息的是中华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原本处在人类文明伟大变革的焦点，应当及时变更思想、顺应时代，推动中华文明赶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

可是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复古派一直沉沦于2000年前的古儒正道和自我编制的道德文章世界中，对已让中华文明古国尝了好几次苦果的科学技术嗤之以鼻，斥责其为“奇技淫巧”，不可谓不迂腐至极。

2.中华老祖宗的思维死角：一旦有人成功，后世2000年只会“躺平式”模仿

（1）秦国奉秦穆公治国为经典，商鞅以“法治大于人治”为其上了一课

由秦孝公推崇秦穆公之政和孔子引上古七十余君主为荣可以得知：中华老祖宗存在一个思维死角：治国也好，发展也罢，他们认为都是身怀绝技之人的特殊操作，寻常之人难以担当得了，唯有亦步亦趋模仿，方能得其真谛之万一，也方能暂时稳住局面。

这就意味着中华老祖宗一直秉承着这样一个思维：人治大于法治。一两个天选之子登台，是华夏大地止戈为武、礼续乐存、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富强昌盛的唯一方法。

商鞅来临，给秦孝公上了很好的一堂现代课。之所以这堂课现代感满满，是因为他提出了“法治大于人治”、法治能稳而人治不能稳的现代思想。从实际情况来看，商鞅无疑是对的，秦国采用了这一方针之后，当真一连出了七世明君。

（2）秦朝大厦轰然倒塌，中华老祖宗又回到了“躺平式”模仿先王治国有成的经验

虽然商鞅思想很超强，秦国一跃而起打破了明君庸君轮流转的旧时传统，也助秦国一飞冲天、一统天下，但摒弃了人性谈法治还是让“时刻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看法”的中华老祖宗十分不爽，尤其是注重身前身后名的儒家士子们。

因此，当秦朝背上了“严刑峻法”之恶名并招致覆灭之时，以“活在他人眼光当中”为生存之道，奉“圣贤之礼”的儒家思想便全面复活并牢牢掌握了话语权，成为了中华文明后续2000年恒之不变的治国思想。

一有明君出世，后世便拼命学习其成功经验，完全不顾明君治国有成与其当时的环境条件有关的客观事实，最终中华文明再次回到了一旦有人成功，后世2000年只想“躺平式”模仿的思维死角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