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全国的完全解放，除了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势力之外，还有偏远的西藏地区还不曾涉及，原本在建国之初，西藏已经和中央政府签订了相关协议，保证这里的和平解放，但却在1959年被反动派撕毁。
随着叛乱的爆发，中央除了派出军队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干部支援西藏，但其中却出现了一位叛逃者，他就是周述武，此人还曾留言，死后一定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
高涨的热情与转折
此次干部群体出发去西藏的主要目的是协助西藏的和平民主建设以实现叛乱的全面平息，所以这一批热血青年满怀信心。
1959年6月18日，一批湖北的干部团在锣鼓喧天之中从武汉出发奔赴西藏，来自京山县的周述武和胡宽汉也在其中，由于二人是同乡，年龄也相仿，更是有真投身西藏的伟大梦想，所以一路上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更加巧合的是，到了西藏之后的周述武也和老乡胡宽汉被分到了同一个地方工作，那就是江孜县，周述武担任县委副书记。
这一时期的入藏干部们都拥有十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建设祖国的美好未来而来到这里，在心态方面，许多同志们都不因为自己是干部的身份前来就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而是身体力行，和当地的藏民们一起劳动，生活。
这种以身作则，一视同仁的态度让他们很快获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周述武原本也应该如此，但却因为一次意外改变了事情整体上的走向，更是让他本人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民受教育程度有限，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即使是许多干部也不例外，周述武也不是从小就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而是只经过三年干部速成班培养出来，在底蕴上并不是很深厚。
1960年春节前夕，江孜县委召开了年度总结大会。
其实在这类总结会议上，基本流程就是梳理这一年的成就，总结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明确错误和改正方向。
周述武其实对这一年的现象总结十分到位，的确有些干部在工作过程中都因为怕犯错误而不敢放开手脚工作，原本只需要简单纠正即可，但周述武却在会议上发表了一段非常不恰当的言论。
他表示“工作之中犯错误不要紧，只要及时改正就行了，就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如果只有前半段，的确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此轻浮地提起毛主席，自然有些不合时宜，随着周述武语出惊人，现场万人陷入混乱。
而周述武本人也因为自己的这一番发言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被党内警告之后随即停职调查，后来干脆直接调离政治层面，担任江孜地区农牧局局长，虽然后来被提拔为土改工作队队长，但因为此前的言论，周述武本人变得十分敏感。
尽管后来领导知晓他并非故意，找他谈话，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但这件事情好像在周述武心里留下阴影一般，一直挥之不去，再加上自己“速成班”的过往，周述武在不断地自卑之中变得更加敏感，也正是在多方无形的压力之下，周述武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叛逃与后续
1960年8月31日，周述武带着二十份绝密文件，三把枪和一个女翻译出走印度，走上了叛国的道路。
要知道当时我国的西藏问题和印度摆脱不了关系，一条麦克马洪线曾让双方的关系一走向僵化，甚至还爆发了战争，一度让我们的西藏问题难以得到解决，所以周述武的这次叛逃影响非常恶劣。
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几乎全部抬头，集体反对共产党和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政权，此时的印度当局已经侵占了我国12，5万平方千米的领土，这一次又借着周述武叛逃行为的热度疯狂炒作，还邀请台湾跃跃欲试的反动势力也加入其中，一时间国际陷入混乱之中。
周述武的这次叛逃行为一度被渲染为“俊杰”行为，除了印度，他还去了香港，旧金山和台湾地区，看似是“外出观光”，实际却要以诋毁中国共产党为代价。
1962年3月，平定西藏叛乱的事情已经基本结束，我国与印度之间的冲突也伴随着对方的失败而告终，随着边境稳定，周述武对于这些心怀叵测的国家而言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
作为一颗“弃子”，周述武在异国他乡等同于失去了一切，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生活也就没有了保障，只能在流浪的同时做临时工来维持生活。
对于周述武而言，夜深人静的时候最为痛苦，居无定所的他夜不成眠，一时间所有思绪涌上心头，在祖国工作时候的热情万分，祖国的大好河山都历历在目，再加上心里对故乡的思念，想起在祖国的妻女，一时之间产生了万般懊悔的情绪。
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周述武只要遇到华人都会感觉格外亲切，甚至还会免费帮他们做工，也正是因为如此，周述武在国外交到了不少华人朋友，还做起了批发的小生意，等生活相对稳定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最后的念想
1973年，周述武在朋友的撮合之下和华人女子张顺娇结为夫妻，还抱养了两个孩子，后由于妻子患上肥胖症，家庭压力也有所增加，周述武只能继续增加工作强度，并且很快就病倒了，但因为经济原因，从来不敢去医院医治。
随着周述武身体情况的恶化，夫妻二人连饭馆也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了，只能选择租给别人，靠产生的收益维持生活。
1986年，重病在床的周述武见到了一位华侨，并通过此人得知了国内欣欣向荣的发展情况，甚至还得知了当下国家对自己宽容的政策，这个消息让周述武看到了重回祖国的希望，就连病情也出现了好转，这种迫切的心情让周述武再也无法等待。
于是在当天晚上，他就给京山县政府递上了认罪悔过书，将自己从1960年叛逃到印度的行为全部交代，并表达了自己多年以来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之情。
但这封信就像是石沉大海，寄出去二十多天就如同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周述武只能寄出了第二封信，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京山县领导在看到这封信之后非常重视，并且向周述武详细阐述了当下政策，并且对他的归来表示肯定。
周述武的第一份家书一直到1987年才传到家人手中，这也是他与家庭在时隔二十八年之后再次有了联系，尤其是知道自己的三个孩子纷纷成家立业之后，周述武非常欣慰。
但不幸的是，自己的结发妻子在前两天因为脑溢血去世，并且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消息，一时间周述武的心里五味杂陈。
在如此的大起大落之下，周述武的身体状况再次受到了影响，想返回祖国或许不太可能了。
而周述武自己似乎也有了预感，于是在1988年初把妻子张顺娇叫到了自己身前，专门叮嘱她说“我活着可能无法回去向党和人民认罪，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京山，一定要遂了我这最后的愿望”，说完这些的周述武就像是断了自己的最后一丝念想，很快就去世了。
最终圆梦
同年六月，张顺娇决定帮助丈夫完成最后的遗愿，通过几个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和十一岁的养子带着周述武的骨灰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从印度加尔各答直飞北京，终于把周述武的骨灰送到了其生前心心念念的故乡京山。
但这一趟旅途也耗尽了母子几人的所有积蓄，接下来还是县委政府的帮助之下解决了户口等相关手续，养子周添元也在本地入学，或许是因为年龄还小，他很快就熟悉了环境，汉语也十分不错，就像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
张顺娇也没有闲着，她被组织安排到了镇上的福利院，每天都有人陪她娱乐，唱歌也算有滋有味，她后来被安排到工厂上班之后，也不忘经常回来看看自己的这群朋友。
孩子周添元也在多方的关注之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后来还成功进入了当地的一家骨干企业。
当时还有不少领导担心周添元走上父亲周述武的老路，所以经常找他谈心，不过这些担忧很快烟消云散，因为他曾不止一次提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才最为温暖”，甚至有了很多的投资计划，于是这个家庭最终还是在中国走上了正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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