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7年春天，一个四十多岁的伦敦人，骑马离开伦敦，前往坎特伯雷朝圣。他叫杰弗里·乔叟，是个海关官员，也是个诗人。
他大概没想到，这一路的见闻，会被他写进一部从未有过先例的书里。那本书叫《坎特伯雷故事集》，而它，成了英语诗歌的奠基之作。
一个“英语诗人”的诞生
乔叟生活的时代，英语正在经历一场“身份危机”。
1066年诺曼征服后，法语成为英格兰宫廷和上流社会的语言，拉丁语是教会和学术的语言。英语，只是平民百姓的“土话”。一个诗人如果要用“高雅”的语言写作，他应该用法语或拉丁语。
爱德华三世（左）和乔叟（右）
但乔叟选了英语。
他早年的作品深受法国文学影响，写过《玫瑰传奇》的翻译，也写过《特洛伊罗斯与克丽西德》这样的长篇叙事诗。可从1380年代开始，他转向了一个全新的方向：用伦敦方言，写普通人的故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选择。这是一个文化宣言：英语，也可以写出伟大的诗。
一群“不体面”的朝圣者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框架很简单：一群朝圣者结伴去坎特伯雷大教堂，路上每人讲一个故事。可这群朝圣者，跟传统文学里的“圣人”完全不沾边。
乔叟笔下的朝圣者中，有骑士，有磨坊主，有管家，有女修道院长，有律师，有商人，有厨子，有船夫，有医生，有乡村牧师，有粮仓管理员，有赦罪僧。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贵族到平民，从虔诚信徒到投机分子，全都有。
乔叟没有把他们写成“好人”或“坏人”。 他把他们写成活人。磨坊主喝醉了就骂人，女修道院长讲优雅的宫廷爱情故事，赦罪僧兜售假圣物骗钱，厨子做的菜难吃得要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缺点和小心思。
在乔叟之前，英语文学里没有过这样的人物。他让文学从圣徒传和骑士传奇里走了出来，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
写出了《十日谈》的薄伽丘、写出了史诗《阿非利加》的彼特拉克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彼特拉克更是被视为文艺复兴之父。
到底乔叟在游历时有没有见到过这两个人，一直是个谜案。
薄伽丘（左），彼特拉克（右）
为什么是“故事集”？
《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结构，也是革命性的。
乔叟没有写一部“史诗”，也没有写一部“传奇”。他写的是“故事集”——用一个框架，串起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故事。有骑士的浪漫传奇，有磨坊主的粗俗喜剧，有律师的法律故事，有医生的职业故事。
这种结构给乔叟极大的自由。他可以在同一个框架里，写悲剧、写喜剧、写讽刺、写寓言。每一篇故事，都像一面镜子，照出讲述者的性格和处境。
更重要的是，乔叟用这些故事，织出了一幅中世纪英格兰的“社会全景图”。你读《坎特伯雷故事集》，不是在读一个人的想象，是在读一个时代的切片。
“诗人角”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中
他留下了什么？
乔叟去世于1400年。他没能完成《坎特伯雷故事集》——计划中每人讲四个故事，他写了二十四个就停下了。
但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成了英语诗歌的起点。
他证明了英语可以写诗。 在他之前，英语诗歌大多是民谣和口头传唱；在他之后，英语诗歌成为一门严肃的文学形式。
他创造了“英雄双韵体”。 这种五步抑扬格、两行一押韵的诗体，后来被德莱顿、蒲柏等诗人继承，成为英语诗歌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他把伦敦方言变成了文学语言。 今天英语中很多拼写和词汇，都源于乔叟的选择。
乔叟去世后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成为第一位安葬在“诗人之角”的诗人。从那时起，英语诗歌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而乔叟，站在那条脉络的起点。
对此，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