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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临终前,剥开周培公的枕头,当场崩溃:传旨血洗整个太医院

康熙临终前,剥开周培公的枕头,当场崩溃:传旨血洗整个太医院
我在畅春园清溪书屋的榻上躺到第七天、连一碗参汤都咽不下去那年,六十九岁。
这七天里,太医一天来四回。请脉,看舌,问一句昨夜睡了没有,退出去,过半个时辰端一碗药进来。药是苦的,苦到最后有一点甜。他们说是安神定惊的方子,吃了夜里能睡。我喝了。这个方子我喝二十来年了,头些年喝得少,这几年一天一服,一天也没断过。药煎出来是两碗,先尝后进,这是老规矩。一碗由御医、院判、太监一个一个尝过,另一碗才端到我面前。这几十年,我天天看着他们尝。
右半边身子沉下去了,抬不起手。我说话也慢,说长了,嘴角往一边扯。外间的动静,我闭着眼也听得见。皇子们一个一个站在廊下。隆科多在门边。梁九功在外头候着。这些人心里想什么,我不问也知道。太子废了又立,立了又废,这十一年里,谁都在等我这口气。
人躺久了,什么都想。我想起一个人。他叫周昌,字培公,湖北荆门人。我认识他,是康熙十五年的事。那年我二十三岁。
他命苦。十岁上,父亲死在乱军里头,母亲孙氏不肯受辱,自己抹了脖子。他成了孤儿,靠奶娘龚氏一口一口饭拉扯大。长大后混到绿营里当差,管些文书,后来进了京城,在内阁当个七品的供奉。这种出身的人,朝里一抓一大把,本来入不了我的眼。
那年冬天,陕西提督王辅臣在平凉反了。他杀了经略莫洛,占了平凉城,陕甘跟着乱起来。大学士图海带十万人西征,到了平凉城下,攻不动。城里那个王辅臣,骁勇是出了名的,十万人围着城,他连眼皮都不抬。
就在这个时候,图海递上来一份东西,是周培公写的《平凉策》。他在里头说,平凉不用硬攻。先集中炮火,打城外的虎山墩,让城里的人听着炮响;再派一个人进城去劝。图海用了。虎山墩一夺下来,平凉城就摆在炮口底下。
接着就是派人进城。周培公请命自己去,说成了是大学士的福分,遭了不测,自己死而无怨。他穿一身黄马褂,捧着我给王辅臣的赦诏,骑马就进了城门。城里也不是没人接应,王辅臣手下两个参将、一个布政使,都是他的同乡,早就想归降。城外的大炮压着,城里的旧部劝着,他进去,把这两股劲拧在一起。七进七出,王辅臣开了城门。
奏本递上来那天,我在乾清宫见了他。他瘦,说话慢,一句废话没有。论功的时候,我问他想要什么。他说,臣的母亲孙氏,当年为父亲死节,求皇上给个旌表。别的什么都不要。金银不要,官不要。
我赐了他黄马褂,授了参议道台,后来又让他去山东做登莱道。我亲笔给他母亲写了祭文。他在山东待了三年,跟总兵合不来,辞了官,回荆门老家去了。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在西北作乱,他在家里听说了,赶写了一份条陈,托人送到京城。我看过。康熙四十年,他死在家里,六十九岁。那年我四十八岁。
他死前,给我捎来一个枕头。
枕头是个粗布的,缝得密,边上磨白了。他奶娘龚氏给他缝的,他带到山东,又带回荆门。送枕头的是他家的一个老仆,姓王,从荆门一路走到京城,跪在丹墀下头,说这是周大人临终交代的话:此枕须皇上亲手拆开,不许旁人经手。我问他,周大人还说了什么。老王说,别的没有了,最后那几天,周大人说话不成句了。
我把枕头收下了,放在清溪书屋的柜子里。没拆。
一是我信不过一个病到糊涂的人还能留下什么要紧话。二是我心里不愿意拆。拆了就真像他死了。这一放,就是二十一年。
第七天夜里,我睡不着。这几年我夜里睁着眼,听更鼓敲到五更,是常有的事。我让人把柜子里的旧东西抬到榻边,一样一样翻。翻到底下,摸出来那个粗布枕头。布都脆了,一碰掉灰。
我让人拿一把小剪子来。手抖,剪了两回才挑开一道线。
里头三样东西。一个巴掌大的小布包。一叠折得极小的纸。还有一卷画。
小布包打开,里头是一点灰白的药末,结了块。药末里夹着一张极小的字条,上头的字比米粒大不了多少:御药房安神定惊散,余药三分。
那叠纸是蝇头小楷。周培公的字,我认得。
他写的是这么一回事。
康熙三十九年冬天,我念他旧功,赐了他一剂药。这是常例,皇帝赐老臣一剂药,走的是御药房的路子,太医院开方,御药房煎好,贴条封记,装匣送出。他服了。服下去半个月,人就不对了。手脚发木,心里发慌,夜里睁眼到天亮,人一天比一天瘦。当地的大夫看了,说是年老体虚,气血两亏,静养就好。他不信。他在京城做过官,认得几个人,托人把当年御药房的底方抄了一份出来。
两个方子,一个字不差。
他在纸上写:这药不是要人一剂就死。一剂死人,谁都查得出。这药是一年一年吃下去的,吃到最后,人只剩一把骨头,请脉的只说一句气血两亏,谁也查不出是药。臣身在外地,不敢声张,怕打草惊蛇,也怕自己死得不明不白。
他又写:臣不知是谁。此药经手的人不多,煎药的一个,尝药的一个,送药的一个。他把这三个名字写在后面。御医姓陆,院判姓吴,药房那个太监姓高。
我把那张纸捏在手里,半天没动。
我想起来的不是别人,是我自己这二十年的病。我从五十几岁上就头晕,心里发慌。到这几年,手脚发沉,人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夜里睁着眼,听更鼓敲到五更。每回请脉,都是一句话:气血两亏,静养就好。我信了二十年。
我又想起来,太医院大堂上挂的那首诗,是我御笔赐的,头两句是:神圣岂能再,调方最近情。
周培公死的时候六十九岁。我今年也六十九。
我拿起榻边的药碗。碗里还剩半碗药。我一下摔在地上。碗碎了,药泼了一地,一股苦味漫开来。外间跪着的两个太医进来,看了一眼地上,看了我一眼,扑通跪下,头磕在地上不敢抬。
我喊了一句。我说:传旨,太医院上下,一个不留。
这句话出口,我自己都听不出是我的声音。手在抖,抖得抓不住榻边。眼泪什么时候下来的,我不知道。我这辈子没在人前掉过泪。那天夜里掉了。
我想的不是那三个名字。我想的是一个人辞了官,回到荆门,在家里病了一年,一边咳一边写这张纸,写完缝进一个枕头,交给一个老仆,让他走几千里路送进京城。他连自己是不是白死都不知道。而那个枕头,在我柜子里放了二十一年。我连拆都没拆。
隆科多跪在门外领旨。他是步军统领,管着京城九门,这种事归他办。他磕了头,起身要走。
我叫住他。
我把那叠纸又翻了一遍。最后一页上,写的不是那三个名字,是一句别的。那行字比别的都小,写在纸角上:
臣死不足惜,惟愿皇上查其源,无累旁人。
我看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我说:回来。
隆科多退回来,重新跪下。
我说:旨改一改。头一个名字,锁拿交部,连他的家口,一个不放。另外两个,也拿下。剩下太医院的人,一个不许动——该请脉请脉,该煎药煎药。从今天起,煎出来的两碗药,都先送到我跟前,当着我的面尝。
隆科多磕头,说嗻。
我又说:还有一样。明天一早,把皇四子叫来。
那天夜里,我让人把那个粗布枕头留下,就搁在我枕头边上。布是粗的,蹭脸。这一夜我睡了一小会儿,是这七天里头一回。
第二天上午,皇四子进来了。他这几年凡事不声不响,替他父亲跑腿,从不问为什么。我把周培公那叠纸交给他,让他照着办。他跪着接过去,一句也没多问。我看着他退出去。
陆、吴两个人,第三天就下了狱。高太监在御药房被拿住的时候,手里还端着一碗药。
十一月十三日夜里,我把眼睛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