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早春，洛阳城里的夜风仍带寒意。二十四集团军司令部昏黄的油灯下，少校秘书赵荣声在整理当天收到的延安书报。没人会想到，这名穿着国民党军装、行走于大小会议之间的青年，其真实身份早在1936年便已写进中共中央的机要档案。

时间回溯到1938年1月31日。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赴晋西前线采访，赵荣声随团抵达马牧村。当天恰逢卫立煌来向朱德拜年，双方寒暄之后举行欢迎会。赵荣声撰写的《西线上的一个盛会》刊发到《群众》周刊，卫立煌读后大为惊讶：“这笔头，正是我需要的人。”一句感慨，成了他与赵荣声长达十年共事的开端。

接到傅钟的指示后，赵荣声以“民族先锋队员”身份接受卫立煌延聘，2月下旬来到霍县司令部。第一次深夜谈话里，卫立煌打开话匣：“我想仿照八路军办战地工作团，你看行不行？”赵荣声顺势递上分析，既表明抗日立场，又避免暴露党员身份。两人谈到天亮，气氛意外融洽。

韩信岭失利后，部队筹划西移。赵荣声建议“假道延安”，卫立煌迟疑，却还是采纳。4月17日的延安之行，毛泽东、周恩来接待卫立煌，分析华北局势、点明国共协作的必然。抗大欢迎会上，卫立煌脱稿演讲，用朴素话语诉说合作抗日的决心，这场意外的即席演说在司令部内被视作态度转折的信号。

离开延安后，卫立煌在西安签发百万发步枪子弹、二十五万枚手榴弹支援八路军。兵站分监杲海澜因顾虑中央军禁令拖延发放，赵荣声一面通过“拖字诀”稳住卫立煌情绪，一面向林伯渠通报。林老一句“夜长梦多，必须办成”让赵荣声下定决心施压。数日后，弹药与罐头分批运抵晋察冀前线，成为前方急需的火力补给。

赵荣声借秘书之便，每周为卫立煌口述《新华日报》《解放》周刊要闻。口语化的讲解配合事实对比，让这位嫡系将领对延安政策逐渐产生好感。夜深时，他常端着雪茄反复追问：“日本真这么快就打不动了吗？”赵荣声用战例和数字回应，既满足好奇，又潜移默化削弱“攘外必先安内”的成见。

1940年初，中条山阵地告急，司令部撤往灵宝。山路颠簸，卫立煌独处车厢，突然发问：“倘若我加入共产党，是否更能救国？”一句话让赵荣声心口一紧。他稳住语气：“此事非同小可，可否请示林伯渠？”对方爽快掏出百元大洋：“烦你跑一趟。”这段简短对话，是十年潜伏中最反常的瞬间，也成为后来无数史家争论的悬案。

赵荣声携密信抵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听完经过，沉吟片刻，只留下八个字：“做真正的革命国民党员。”带着这个回应，赵荣声回到灵宝。卫立煌默默点头，没有再提入党之事，却在随后数次战役里，坚持按比例为第十八集团军提供弹药、粮秣，做法较多数中央军将领更为积极。

1943年至1945年，赵荣声用“军务忙碌”作掩护，向中共中央华中局传递情报三十余次，内容包括豫西公路修筑、兵站调拨、粮草储备等关键细节。每一次递送，他都需步行穿越封锁线数十里，风险极高，但成效显著——我军对二十四集团军的后勤动向了然于胸。

抗战胜利后，内战阴云再起。蒋介石令卫立煌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赴沈阳组建东北保安司令部。赵荣声并未随行，而是在1945年底奉命转至南京“中央训练团”暗线，监控“整军备战”动向。10年之间，他的潜伏身份始终未被识破，连最亲近的郭寄峤也只当他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安徽才子”。

1949年1月，平津战役宣告结束，华北大势已定。赵荣声结束秘线任务，改道天津向中共华北局报到。短短几天后，傅钟发来简讯：“长期任务完成，立即调往新政务院筹备组。”自此，这位燕大学子从“红色卧底”转身成为新中国行政体系的早期骨干。

回望这段历程，赵荣声之所以能在卫立煌身边坚持整整十年，一靠过硬的政治素质，二靠不露锋芒的处世技巧，更靠那股“写出来”的本领——文稿、日记、报告，既是工作需要，也成了与对方沟通桥梁。至于卫立煌当年那句“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是真情流露还是探口气，史料仍在散见。可以确认的是，他在关键时刻为八路军提供的枪炮补给，确实挽救过无数前线官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