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的南京，夜风剌骨，国民政府礼堂里灯火通明。蒋介石在台上讲话，台下的吴国桢默不作声，只是来回把玩手里的眼镜架。没人料到，这名曾经掌管过汉口、重庆、上海的行政高手，几个月后将面临一道关键抉择：留在即将易帜的上海，还是随蒋渡海。

吴国桢1903年生于湖北蕲春，却在北京长大。读书早，十一岁就考进天津南开，在那里遇见比他年长五岁的周恩来。舞台灯光下，周恩来反串女角，拉着吴国桢排练台词，那场景后来被不少同学当作谈资。多年后两人一个握指挥刀，一个执外交笔，人生方向却截然不同。

1921年，吴国桢远渡重洋留学美国，先学经济后转哲学，课堂里，教授强调“政府信用”时，他记了满页笔记。返国后，他本想做学者，却被上海政学界相中，挤进官场。到1932年，他已经成了蒋介石办公室最年轻的秘书。蒋常把手搭在他肩上说：“年轻人，替我看好财政数字。”这句鼓励，吴记了一辈子。

抗战爆发，武汉成为全国焦点。时任汉口市长的吴国桢顶住压力，没和日方商量，直接收回日租界。消息传开，茶楼里的人拍桌叫好。蒋介石遂意外发现，这个书生竟能在街头弄出政治声浪，便把他调去战时陪都重庆。防空洞、难民安置、主干道拓宽——重庆城市骨架就在此时被初步勾勒。

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让他出任中宣部长。吴国桢对外广播胜利讯息时，用的是一口流利英语；然而，当他看到内战阴云重压，也曾劝蒋介石多与中共合作。那次劝说徒劳，他递交辞呈，算是给自己留下一点体面。

1946年春，吴国桢到上海接手经济烂摊子。外汇价格似过山车，股市动辄跳水，他坐在市政大楼里翻看账表，眉头越皱越紧。上海滩的资本家倒也捧场，称他“能吏”，可外部环境早已摇摇欲坠。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国民党高层一片萧索。吴国桢借口身体欠佳辞职，到杭州小住。与此同时，中共方面公布头号战犯名单，吴名列其中。信息传到西柏坡，正与客人共进午餐的毛泽东放下筷子说：“名单是策略，不是定论。”颜惠庆听后顺势提到吴国桢的才能。毛随即表示，若其愿留任，新政府可保其上海市长职务。

周恩来得到指示，连夜电告上海地下党：“设法接触吴，保证安全。”彼时的杭州西湖烟雨凄迷，吴国桢却已下定决心：报答蒋介石知遇之恩。他回到沪上收拾行李，只带了几本英文书和一本厚厚的《陪都建设计划》，随后登上前往台湾的专机。

登陆台湾后，吴国桢很快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起初蒋介石仍对他倚重，可随着“二二八”后局势紧张，加之美国对台援助账务混乱，蒋开始怀疑吴与宋美龄有越权之举。1952年10月，蒋70寿宴刚散，吴发现司机迟迟未归，走到院外才看见车胎被放了气——这是警告。

不久，他借口出访菲律宾，经香港辗转赴美。宋美龄在纽约帮他联系教学职位，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哥伦比亚讲授中国行政史。蒋介石闻讯大怒，1953年初颁令开除其党籍。台北的中央日报仅用三行字宣布：“吴国桢即日起解除一切职务。”

此后多年，吴国桢在英文报刊撰文，指责蒋介石“过分集权”。有意思的是，他也密切关注大陆，对三峡工程、户籍改革都写过私人建议稿，通过友人递送北京。1984年春，邓颖超发来邀请，请他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他欣然应允，并托人准备回沪探母墓地。

遗憾的是，当年六月，他在旧金山病倒，诊断为急性肺炎并发心衰。6月6日凌晨，呼吸机停止运转，医院记录显示：死亡时年81岁。档案管理员在“职业”一栏写下：Professor。

从北平少年到南京高官，再到台北失势、纽约讲坛，吴国桢用四十年走遍两岸与大洋彼岸。毛泽东当年的一句“可让其留任”，终究成了一桩未竟之事。而他终生保存的那份《陪都建设计划》，还静静躺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档案柜里，纸页已经泛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