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录: 陈义兰 编辑:冯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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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原载于2005年版《百年西园》,经九江市浔阳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授权刊发,编者对原文作了必要修订。
1. 王笠昆兄弟生平点滴:
王笠昆 1904 年生,祖籍湖北省黄梅县王家铺人。世居九江西园浪井附近,家有一进两重黑色片子砖瓦房一幢。
1921 年,王笠昆在九江同文中学读书时,曾参加过方志敏组织的“反基督教大同盟”,反对“全世界福音化”的宣传活动;不久又参加方志敏组织的秘密“读书会”。1923 年,王笠昆被派到党团组织合办的专门出售革命书刊的 XX 书店工作。
1926 年 2 月,中共九江地方党团组织选中王笠昆的家作为工作据点,因为这儿地形复杂,巷巷角角多,不熟悉的外地人如同进了迷魂阵,它有利于集中,也极利于疏散。后来,王笠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审查对象”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时他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十三中学校长,时年已有 64 岁。
王笠昆之弟王笠忠,在其哥哥的指使、教导下,常给当时地下党团组织送信、望风。1926 年他只有 11 岁,只知道为当时九江党、团组织做了事,但又没有任何人证物,自己做了什么也说不清楚。1968 年时,王笠忠已 53 岁,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而列为“审查对象”。1975 年便从十里小学教师位置上退休,1977 年逝世,享年 67 岁。
我所了解的王氏兄弟俩生平点滴线索,希望能给九江党史研究者提供一些信息。(郑光中整理)
2. 日军抢占浪井附近沿江阵地:(1938 年 7 月 25 日)敌舰乘机放下橡皮登陆艇 20 余支,满载敌兵。在其猛烈之炮火掩护下,向我浪井附近之沿江阵地驶来,似有突破我阵地之意图。我军沉着应战,待其驶到我阵地前约 300 公尺水面附近,我一举以集中的猛烈火力向其扫射。激战约三十分钟,敌橡皮登陆艇被我击沉七、八艘,一百余名敌兵落水泅逃,其余十余艘也被我痛击后狼狈逃生。(摘自高鹤峰《九江市区防守战》)

日本海军攻打九江城
3. 西园“安居证”的发放:抗日战争九江沦陷后,西园一带被划定为“难民区”。其中大人、小孩都要领取“安居证”,其手续苛刻繁杂。首先通过保甲户口填写表册登记,然后定时、定点依次排队照相。而“安居证”的发放由日寇宪兵亲自督办,宪佐、密侦、稽查、军警等大小汉奸只能在旁边协助和打杂。
宪兵要当面把已经贴了相片和填写好的“安居证”与持证人仔细核对,认为无误后,再捉住领证人的左右拇指在底册和“安居证”上同时按下手模,打上铜印。至此,领证工作才算全部结束。这种白色的“安居证”只用两年,因原来出去逃难的人忍受不了颠沛流离苦难,无奈回西园居住者增多,第三年又调换黄色的“安居证”。(郑光中 调查整理)

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发放的“安居之证” 来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4. 西园杨泗庙一带被误炸:日军占领九江时期,在现今龙王墩至西门口一带水域,常有日本军舰停靠。为此,盟军经常出动 P38 型、P52 型轰炸机,对日舰和军事设施进行轰炸。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有时投弹轰炸往往偏离目标。1943 年西园杨泗庙一带被投弹误炸,1944 年西园中南旅舍(原西园路 35 号附近)也被误炸。(钱政 调查整理)
5. 汉奸伪警“黑吃黑”:汉奸刘长松(安徽和县人)和其姘妇“二丫头”,经常混迹于西园内的大小赌场。一日,伪警高长子带着“兄弟”们以查赌为名,出入西园大街小巷,因与刘长松发生口角,便在“罗兴发”杂货店前大打出手。事情最终闹到日本宪兵队后,没几天,就有几名宪兵和翻译官来此地调查情况。日后怎么处理,我们都不知道。
记得是 1940 年 8 月 17 日早晨,突然有挑水夫从江边回来逢人便说:江边滩地上有一具女尸,许多人都认出是刘长松姘妇“二丫头”。我便与邻居等人前往看热闹,在大家七嘴八舌之中,又来了许多伪警、宪兵。
后来又听说伪警高长子被宪兵队逮捕,随后秘密处死。刘长松也因此事有牵连逃跑至沙河街,被日本宪兵逮住,生死不得而知。我家斜对面的“长源”烟土店老板袁长源(广东人)也一夜之间全家溜之大吉。
一个月后,西园便传开,他们几人因合伙私贩“大烟”,因分红利而结仇,最终闹出谋财害命案。原来“二丫头”也长期与“长源”老板姘住,并掌管店铺账目,而谋害“二丫头”的真凶,竟然是刘长松叔伯兄弟刘开先。(肖义山口述,王甫仁记录)
6. “干马脚”迷信害死人:1943 年,有一位姓黄的与我父亲合伙在西园开“同福记”杂货店。他有一小儿子叫黄木水,比我大一岁,和我又是同学。因生病发高烧长期不退,请中医看病吃药就是不见好转。有的老人说遇上祸星了,后来他父亲在西园侯王庙请来菩萨“干马脚”。我那天也在家中看,还围了好多人凑热闹。
只见两个人抬一个菩萨,还有一个“马脚”(男子)手中拿一把宝剑,堂屋中间放一张方桌。“马脚”在桌子上跳上跳下,嘴里不停地吼叫;又画符、又念咒,还将黄裱纸点燃放进口中,以后又从嘴里吐出火来。大约搞了一个多小时,说在黄木水床下面捉到了鬼,并且把鬼放进了一个瓷罐子里,画上符把口封好,后来“马脚”把罐子带走了。
就这样他家人才松了一口气,以为儿子的病会好。可是不到三天,黄木水死了。我知道后心里也感到难过,亲眼见到这件事,使我从那时起至今就不相信迷信。(虞功煌记述)
7. 徐宝璜家产变卖调查记:徐宝璜是徐烈士(指徐秀钧)的亲侄子,宝璜能上北大深造,都是徐烈士生前赡养的结果。徐宝璜一生共生育四个儿子:老大厚仁、老二厚义(两人是双胞胎)、老三厚尧(即徐友陶)、幼子厚舜。他们家在城里西园路口有六幢房产,1946 年长子厚仁将其变卖,并按四份每个兄弟各分一份。解放后,厚仁听说到南京担任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现厚仁、厚义均先后病逝。(宗远崖口述,沈家保记录)

徐宝璜像
昨天的事情我记不清楚,相反年轻时候的事情倒记得清清楚楚。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日本投降后,徐宝璜的长子徐厚仁作主,将其父辈沿大中路街面的家产六幢房子变卖了。我先买西园路口第一幢,开百货店,店号为“万铭记”。所以后来老人们都记得“万铭记”百货店,相反我的名字万兆彩只有熟人才知晓。
由于百货生意兴隆,随后向西,我又买下第二幢房子,仍然开百货店。第三幢是一位姓罗的开百货店,店号叫“罗炯记”。第四幢我记得是“正气书局”。第五幢是谭代权买下,开“衡茂茶庄”。第六幢是一位姓周的买下,开“周大生药店”。
除上述六幢临大中路街面房屋之外,宝璜家在鸿轩里的房产由王贻湘作为委托人,卖给一位姓罗的,以后罗姓又转卖给其他人,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但靠大中路街面的这六幢房子确实是这样的。解放后私房改造,基本上交由溢浦房管所。(方兆彩口述,沈家保记录)
8. 我曾目睹那场大火:
1970年3月7日火灾后的现场
西园高坡地段的一场大火,我记得是 1970 年 3 月 7 日上午 10 时左右。我那天早上正在船码头购买去武汉的船票,听到救火车鸣叫声,便急忙往西园里跑。因我岳父家也住在起火不远处,幸好没事。
灾后,街道干部、市公安局刑侦技术组的许多人在周围调查、拍照。我一直在现场附近观看、询问。起火原因是:住户曹述官的妻子熊某在烘烤婴儿尿布时离开,又因稍大的小孩在一旁玩火,最终引发大火,并殃及左右邻居五六户。
现在回想可能是西园路 30 号至 35 号之间。你们这几张照片还能找到,真不容易。受灾户后来均迁出西园,现在高坡那块空场就算是遗址了。(黄海潮讲述)

浪井自 1975 年开始干涸,加上保护措施不力以及附近居民乱弃垃圾,尤其是冬天残留的雪渣大量向井内倾倒,最终造成填塞。1979 年 2 月,九江市博物馆正式着手淘浚浪井。
因事先社会上就有传闻:文革中一些被划定为资本家成分的家庭,迫于“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压力,私下将一些珠宝首饰、金银器物丢弃井中,以免遭查抄。甚至还有惟妙惟肖的描述,某人、某时、某物……于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也不能不信,更不敢不信,所以让民工将淘浚出的泥土分批过滤筛漏,最后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发现。
但是,意外的发现也不是没有。因我家离浪井仅 50 米,博物馆户亭凤先生常来闲坐,并查阅一些资料。记得一天中午,户先生一见我便问:“明嘉靖《府志》还在手头吗?里面有没有关于庾楼故址的记载?”我便说:卷三《方舆志》记有一小段,其中有个别漏刻字。于是我们便进书房查阅。
原来他上午在浪井西侧颜姓小院内闲坐时,发现其门槛前有一块石条,凭经验判断是一块碑石。于是略将上面的土渣、水泥碎块揭去,果然看出“庾楼”两字。后因这家人不悦,将他们赶出。我到我家,一是查资料,二是让我去那家调解。
我马上带他到浪井东侧郭大嫂(原浪井居委会治保主任)家联系,不久协商达成,同意将碑挖出,但必须将门前约 2 平方米地面用水泥修补完好。碑石挖出后,我们看到“庾楼故”三字,残缺一字,可以断定为“址”字。该碑系住户几年前修缮房屋时从江边搬回的,具体位置也记不清了。
后来这块碑由博物馆收藏。几年后,我因撰写一篇文章,想配上该残碑照片,他们竟然告知:为妥善保护,馆里已将该碑再次埋入能仁寺内某处地下。这种消极保护措施也无可非议。当初经历此事的几位先生也先后去世,追记这段细节,大有人事皆非的伤感。(张廷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