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子弹打破了贵州公路上的宁静，那个六月的午后，阳光正烈，一名保安团少校倒在血泊中，凶手是手握重兵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这不是战场厮杀，而是光天化日下的冷血谋杀。

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官，竟然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卡车抛锚本是寻常事，修车也算不上什么大罪，可在刘伯龙眼里，这就是死罪。

他走过来，没说话就扣动扳机，一条人命瞬间消逝，周围围观的人全吓得不敢出声，过了五分钟，尸体早已冰凉。

1949年的贵州，这样的情况并非只有这一次。刘伯龙抵达这片地域没几个月，他的手上就已经沾满鲜血了。

三月份，他的副官因为追求他妹妹而丧命；五月，一名记者秘书被秘密处决，罪名是可能泄露机密；十一月，连护国战争的老将、前省长卢焘都难逃一死。

德高望重的卢焘离世相当令人震惊，这位曾为共和四处奔走呼喊的老人，在民间有着很高的威望，他所犯的罪，仅仅是公开表示愿意配合即将到来的解放军。

刘伯龙认为这是背叛，容不得半点异议。一颗子弹结束了这位老人的生命，也彻底撕破了最后的遮羞布。

省主席谷正伦对这些暴行心里十分明了，却选择保持沉默，他资历颇深，地位稳固，不过面对蒋介石派来的刘伯龙，只能默默忍受。

只能私底下偶尔说那么一句要讲规矩，也就是期望不要把事情搞成太糟糕的样子，镇宁县长更是明哲保身，听说又有人被枪决，马上表明态度说军方的事情，地方不方便参与。

这种集体失语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恐惧存在，刘伯龙掌控着通讯渠道以及军法权力，能够随意地去抓捕、处决任何人。谁敢举报，谁就是下一个目标。整个权力体系在他的淫威下瑟瑟发抖，所有人都装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刘伯龙的疯狂并非毫无目的。他看不起贵州本地的保安团，认为这些地方武装是乌合之众，不配存在于他的军事版图中。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军事殖民体系，用外来的暴力彻底摧毁本地的权力结构。

这种想法在1949年的历史背景当中显得特别荒谬，解放军的脚步声已经越发靠近，国民党政就要倒下，而刘伯龙仍然怀着独占一方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杀人越来越频繁，不是因为实力强大，而是因为内心恐惧。时间不多了，他要在离开前清除所有不听话的人。

每次扣动扳机，刘伯龙都在动摇权力结构的根基：副官代表着亲情纽带，秘书象征着忠诚关系，保安团少校维系着地方秩序，卢焘则承载着民间声望。

这些支点一个个倒下，刘伯龙以为自己获得了绝对权力，实际上却把自己推向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暴力可以震慑一时，却无法收买人心。刘伯龙身边的人越来越少，秘书和副官接连消失，没人敢去追问他们的下落。

墨色的汽车在贵阳城中穿梭，卫兵手按枪柄一言不发。这些人并非军人，仅仅是私人的打手，贵阳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绝望。

法律管不住刘伯龙，军队约束不了他，能够制衡他的道德和名声在那个年代已经失去了力量。人们心如死灰，眼睁睁看着这个疯子为所欲为。

历史的脚步从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疯狂而停止。刘伯龙以为自己是时代的主宰，实际上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粒尘埃。

他杀死的每个人都比他更有资格被称为真正的贵州人，他们虽然倒下了，但他们的故事还在流传。

那个六月午后的枪声至今还在回响。一个保安团少校的死，揭开了权力失控的可怕真相。当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当恐惧取代了理性，整个社会就会滑向深渊。

刘伯龙的名字，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被人遗忘，可是他留下的教训，不要永远记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