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前面的日俄战争，开始说到大正时代了。
1912年可以说是日本近代国运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缔造明治维新盛世、推动日本跻身列强的明治天皇因尿毒症病逝，其唯一成年子嗣明宫嘉仁亲王即位，是为大正天皇。自此，日本告别锐意进取的明治时代，开始进入动荡分化、激进转向的大正时代，内政、外交、军事、社会全面迭代，一步步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大正天皇自幼罹患脑膜炎，后遗症终生未愈，不仅拖累智力发育，更导致其成年后频繁出现间歇性精神失常，情绪与判断力极不稳定。天皇作为日本近代国家的权力核心与精神象征，统治力大幅弱化，直接造成顶层权力真空。再加上明治维新后把控朝政、制衡各方势力的五大元老重臣相继离世，维系政局平衡的传统力量彻底衰退。权力真空必然引发势力重构，依托民间民意与资本力量的政党势力和独立于政府的军部势力开始顺势崛起，逐步掌控日本政坛，为后续军人干政、武力扩张埋下隐患。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两大新兴势力突破格局、公开掌权的首次实战，也彻底改写了日本的对外扩张节奏。这场远在欧洲的战争当时对日本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扩张机遇，更是军部与官僚势力突破传统约束、肆意妄为的开端。
日本加入一战，就是时任外相的加藤高明一次典型的下克上行动。
1914年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正式加入一战。8月7日英国根据英日条约向外务省发电报，请求日本配合英国“驱逐远东地区的德国武装舰船”，但加藤高明竟直接回复英国说日本决定对德宣战。
这一越权决策引发朝野哗然，首相与元老集体反对。元老大臣山县有朋更是痛斥加藤高明“全然偏袒英国，形同英人附庸”，指责其无视日本本土战略利益。但加藤高明态度强硬，在8月15日的天皇御前会议上力主开战，最终强行推动内阁敲定参战决议。日本随即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无条件撤出中国胶州湾、解除远东武装，限期1914年8月23日前答复。德国拒不回应后，日本如期正式对德宣战。
加藤高明能如此跋扈，敢于无视元老权威，根源在于其深厚的背景与稳固的势力同盟。其一，他是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女婿，背靠日本顶级财阀的资本支撑，财力与政界人脉雄厚；其二，得到了军部势力的暗中支持。早在英国求援前的8月2日，海相八代六郎已经向第二舰队下达出击待命指令，8月3日陆军参谋本部便敲定了攻打青岛的完整作战方案，所谓“响应英国求援”，不过是日本蓄谋已久、借机侵占远东德占领地的借口。
1914年的青岛战役，是日本一战期间在远东的核心扩张行动。彼时青岛德军驻防兵力仅数千人，日军集结以第十八师团为主力的近三万精锐，外加英国华北守备军千余兵力协同作战。考虑到青岛德军修筑了重型岸防炮台、堡垒工事密集，日军规避正面强攻损耗，调整登陆点位，从山东半岛北侧龙口登陆。
但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尚未对德宣战，严守中立立场，拒绝日军借道山东半岛进攻青岛，极大牵制了日军推进节奏。日军耗时近一月反复交涉施压，直至9月24日才顺利进驻青岛北部即墨战区。9月26日，日军第十八师团长神尾光臣中将下令全线进攻。汲取日俄战争旅顺攻坚战伤亡惨重的惨痛教训，神尾光臣摒弃日军传统鲁莽冲锋战术，采用重炮覆盖+坑道掘进、步工协同的现代化攻坚打法。
神尾光臣和英国驻华军队指挥官合影
整场战役历时66天，日军消耗炮弹四万余发，仅以千余人伤亡的微小代价，攻克防御完备、堡垒化的青岛要塞。从纯军事战术层面来看，青岛战役是日本自明治维新至二战期间，战术运用最科学、伤亡控制最合理、最具现代化水准的经典战役。若这套专业化的作战战术能被日军陆军传承推广，二战日军或将彻底摒弃“猪突猛进”“万岁冲锋”的无脑打法。
但极具讽刺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民粹媒体完全无视战术进步与实战成效，反而大肆批判神尾光臣战法保守，嘲讽其“畏战怯懦”，将这套先进战术戏谑称为“神尾慎重作战”，使之沦为政坛、舆论攻讦将领的负面标签。这场舆论闹剧为后续日军战术僵化、盲目蛮干的作战体系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日本内部议会和内阁又打起来了。特别是把持国会多数席位的立宪政友会和大隈内阁势同水火，政友会明确表示 “议会占绝对多数的党怎能支援少数党的内阁”，“凡是政府的提案一律反对”。而首相大隈重信更是明言：“政友会就像寄生虫，离开政权马上就要死。”
最终大隈内阁在1914年年底宣布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试图通过洗牌巩固执政地位。
1915年大选，成为日本近代选举政治极端化、功利化的开端。为争夺选票、笼络民心，大隈重信打破传统政治规则，以伯爵之尊亲自乘火车巡回各地，开窗即兴发表街头竞选演讲，开创日本首相亲自下场全民拉票的先例。同时，依托外相加藤高明联动三菱财阀的雄厚资金，日本首次将竞选演说录制成录音带，分发至全国城乡循环播放，精准动员以往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底层地主、富农参与投票，彻底激活底层民意话语权。
为进一步迎合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凝聚扩张共识，巩固内阁执政根基，1915年1月，加藤高明再度无视外务省官僚与元老的集体反对，强行敦促驻华公使向中国北洋政府递交丧权辱国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1916年末，争议不断的第二届大隈内阁轰然倒台，寺内正毅内阁上台执政。相较于前任的激进张扬，寺内内阁初期刻意塑造温和外交形象，试图修复日本在欧美列强眼中的霸道形象，缓和中日双边关系。1917年1月9日，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对华政策》五条纲领，明文宣称日本对中国各派系、各派政治势力“不偏不倚、绝不干涉内政纷争”，同时通过“西原借款”等大规模财政援助扶持北洋政府。
当然日本的本质依然是试图维护掠夺中国的权利，而不是帮助中国。正如后来成为首相的原敬和时任首相的寺内正毅谈话时所说：“说中国应成为统一国家，成为走向文明的富国强兵的国家等等，不过是表面的国际外交辞令，这一点当然不能向他国而且也不应向国内公开说。从我国的利害出发，中国不成为文明国和无法富国强兵，均没有多大关系。反而真正富国强兵以后，就能对我们有好感吗？从中国人的气脉来看，这是没有把握的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可以说是推动日本彻底走向军国主义的核心催化剂，从军事、外交、社会、思想四大维度，彻底重塑了日本的国家走向。
先是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原意是试图借机独霸中国东北乃至外兴安岭地区。但最终是整个 “西伯利亚出兵” 花费了四亿五千万日元的巨额军费，因各种原因阵亡士兵三千余人，却未夺取一寸领土、未获得任何战略利益。巨额损耗与无果结局，让日本陆军遭到朝野各党派的猛烈抨击，军事威信一落千丈。为挽回颜面、重塑军人话语权，日本军部愈发渴望通过对外强硬扩张、制造对外事端重塑荣光，激进扩张的诉求愈发迫切。
战后两场国际会议，更是彻底击碎了日本融入欧美主流秩序的幻想，倒逼其彻底走向单边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大众史观多聚焦于巴黎和会上日本继承德国山东利权，成为中国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但彼时日本高层最在意、最耿耿于怀的，并非山东权益，而是其精心筹备的《废除人种差别提案》惨遭否决。
一战后，日本试图依托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的民族自决理念，提案废除欧美各国针对日本及亚裔的移民歧视法案，谋求与欧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日本高层笃定提案必将获得美国支持，然而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本质是服务于肢解德意志、奥匈、奥斯曼三大欧洲帝国，仅适用于东欧的白人文明圈，绝非惠及亚非拉有色人种的普世准则。最终，美国带头否决提案，日本诉求彻底落空。
此次挫败，对日本的心理冲击堪比甲午战后的“三国干涉还辽”，让日本再度产生“列强不公、自身受辱”的受害心态。彼时日本代表团年轻成员、日后主导全面侵华战争的首相近卫文麿，在巴黎和会回忆录中直言：“在巴黎，我彻底看清了国际秩序的铁律——实力至上。欧美列强的国际主义、平等理念，仅适用于白种人，对有色人种国家，依旧奉行赤裸裸的殖民霸权。”自此，日本高层固化极端认知：欧美所有的和平、平等说辞都是虚伪包装，国际秩序的本质是弱肉强食；列强遏制日本扩张，本质是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唯有依靠武力扩张，才能打破桎梏、跻身顶级列强。
1921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让日本的挫败感与激进心态彻底发酵。此次会议的核心目的之一，就是美国联合英法制衡日本远东霸权、重塑亚太秩序。会议明确限制日本海军吨位仅为美军的60%，强制要求日本放弃山东半岛全部特权，精准遏制日本海权扩张与在华势力渗透。
日本曾试图以接受海军裁军为筹码，换取美国默许其保留山东利权，但遭到美国强硬回绝。1922年2月2日，美国国务卿休斯公开表态：美国绝不承认任何侵害美国在华条约权益、破坏中国主权完整、违背门户开放政策的中日协定。在美国的绝对压制下，日本被迫妥协让步。2月4日，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日本正式归还胶州租借地，撤出青岛、济南铁路沿线全部驻军，移交所有侵占资产；2月6日，五国海军军备限制条约、九国公约相继签署，日本在亚太的扩张势头被强行压制。
当然作为交换，美国也默许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对中国东北的渗透，可以说为日后九一八事变埋下了隐患。同时美国主动裁撤了关岛、菲律宾吕宋岛等西南太平洋驻军，停止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军事基地建设，弱化西太平洋防务力量，间接为二战初期日军快速席卷太平洋诸岛创造了战略条件。
除外部外交受挫、战略受限，一战带来的畸形经济红利与社会动荡，进一步加速日本社会极端化提供了土壤。
一战期间，欧美列强全力投入战争，军工生产挤占民用产能，海外物资缺口巨大。日本商人趁机大肆出口军需、民用物资垄断市场，赚取巨额暴利，但大量本土物资外流直接导致日本国内资源紧缺、物价暴涨，民生压力彻底爆发。
1914至1916年短短两年间，日本纺织品价格上涨40%、纸张暴涨400%、食用碱飙升600%、钢铁制品涨幅150%—500%、铝制品涨价200%。1918年，民生核心物资大米价格彻底失控，年初一石大米售价15日元，7月飙升至30日元，翻倍暴涨的粮价点燃了民众积压的所有不满，最终引爆全国性的“米骚动”。各地民众自发抗争，抵制天价米价，以平价强制购粮，全国暴动此起彼伏，最终直接导致寺内正毅内阁倒台。
1918年9月27日，原敬上台组阁，诞生日本历史上首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尤为特殊的是，原敬是1885年日本内阁制确立以来，首位无华族爵位的平民首相，彻底打破了元老、贵族垄断政坛的格局。为稳固执政根基、笼络底层民意，原敬大幅改革选举制度，将选民纳税资格门槛从10日元降至3日元。改革后，25岁以上男性选民数量从142.2万暴涨至306.9万，选民规模翻倍，底层民众首次拥有大规模政治话语权。
政坛格局的剧变，让日本政治逻辑彻底改写：传统元老、贵族的精英影响力持续衰退，底层民意成为左右政局的核心力量。如何通过舆论宣传掌控平民思想、凝聚社会共识，成为日本内阁的核心执政任务，
一战带来的经济暴涨，彻底颠覆了日本的社会结构，推动其完成从传统农业国到近代工业国的转型，同时催生了严重的社会撕裂与思想动荡。1914至1918年，日本官方黄金储备暴涨近5倍，不仅全额还清日俄战争遗留的11亿日元巨额外债，还积累了28亿日元海外债权，进出口总额翻三倍，钢铁、采矿、纺织、造船等轻重工业全面爆发式增长。
工业崛起带动大规模人口迁徙，1914年日本产业工人仅85万人，1919年激增到147万人；1913至1920年七年间，日本非农人口新增250万，城市化、工业化彻底成型。与之相伴的是媒体行业的爆炸式发展，全国日报发行量从1910年的179万份飙升至1930年的1013万份，舆论传播力、社会影响力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矛盾也越来越激化。先时借着一战外贸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暴发户，这些暴富的商人们建庄园、盖会所、夜夜笙歌，例如最有名的山本唯三郎，曾用百元大钞点火照明和擦鼻子（当时日本是金本位，1日元等于0.7克黄金）。这种情况引发了普通民众的厌恶，社会分配的不均让反资本主义思潮开始涌现。再加上工人力量的崛起，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开始流行，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正式成立。
日本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日本为 “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确立日本是一个 “君主国”。恰好一战结束后欧洲最主要的四大君主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全部土崩瓦解，所以在思潮碰撞过程中，出现了引起日本皇族和政府严重警惕的舆论，就是民主化、共产主义思潮和推翻帝制的呼声。
为了从舆论和思想上遏制这种思潮，日本的外交和官方思潮开始向极端化发展，对外交往开始越发强硬，对内宣传上则炮制出“ABCD包围网”（美、英、中、荷）的理论，将日本描绘成被世界孤立的受害者，为日后的全面战争动员奠定了心理基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