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铸镜业事实上十分发达,当下考古发掘出的宋镜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也是有目共睹但是宋镜的整体风格却体现出较之前代截然不同的风貌,镜质差,镜背纹饰简单,镜铭字体粗糙,铜镜中锡的含量减少,铅和锌的成分增加,镜面泛黄,艺术形式上远不如汉唐铜镜精致,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众多原因中,最直接客观则是铜镜的生产制作。
第一节磨宋铜镜的制作
泥型铸造、失模法(失蜡法)和金属型铸造是在中国运用较多的三大铸造技术。这些铸造技术早在殷商和春秋战国时期已先后成型,其后续有发展变化。泥型铸造一直是使用最广泛,并遍及铜、铅、锡、金、银等材质的铸造方法;失蜡法多用于大型组合铸件或难于脱型的分件,亦或是一些空心铸件,如佛像等;金属型铸造主要用于大批量工农具铸造,在南北朝以后仅限于犁镜等少数器件,至清末用于铸造铁炮,但未有进一步的发展。“镜用生铜,其法用铸,无需焊药。”①在中国古代,铜镜并非大型青铜器,一般为实心,且只有镜背有花纹,所以采用的主要是传统的泥型铸造法。制造纹饰繁杂的铜镜时,或许会用到失蜡法,但此种铜镜毕竟在少数。
一般来说,一面铜镜的制作需要经过四个过程,即制模、制范、浇注和打磨。
一、制模和制范
制模即制作铜镜的模样、模型。东汉王充云:“陶冶者,初埏埴做器,必模范为形。”古代的镜模通常多为泥模或陶模,其制作工艺是先将泥料做成镜坯,之后将镜钮、纹饰或者文字一并雕刻在镜坯上,最后阴千,焙烧成模。由于铜镜正面用于映照,只有镜背一面需要装饰,所以设计镜模时,只需要考虑镜背一个面的设计即可。正面尽可能雕琢平滑光洁,以保证翻制镜面范时光滑平整,这样铸造出的铜镜,镜面在映照时,才不会发生变形扭曲。
制范即制作镜范。镜范通常多为泥范,用于铜液的浇注,分为镜面范和镜背范两个部分。镜范直接从镜模翻制而来,制成外范后,一般还会略作修补,如纹饰细部的再加工、镜面部位的打磨等。学术界已知有镜范出土,大约是清末以后考古发现所得,罗振玉先生的《古器物范图录》、梁上椿先生的《岩窟藏镜》等著录中,对这类镜范都有过记载。与铜镜的出土状况相比较,镜范的出土可谓少之又少。从报道和著录情况来看,留存的镜范也多属战国至西汉时期,并且多为北方出土。罗振玉《古器物范图录序》有云:“古陶冶之制器也,必先湅土熔金以为之范,器成而范斯毁矣。”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才“不获留存于后世,世之考古家亦遂无著录之者”。再者,北方地区气候干燥,相比于气候潮湿的南方地区,泥模范更易于保存,因此考古发现相对较多。唐宋时期铜镜的铸范至今鲜有发现,除镜范在浇注时容易损毀外,可能也是因为唐至两宋时期的铸镜中心多处南方,而南方地区气候湿润,水系广,多降水,因而镜范易受侵蚀,难以保存至今。
(一)唐镜与宋镜的合金配比
《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厅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叁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说明,铸造不同功用、性能的青铜器,青铜中的铜锡配比是不同的。对于铜镜来说,根据学者历来对“金锡半”的解读,“金一锡半”,即锡为铜的一半,是比较适合于铸镜的。(古人在青铜器的铸造中,通常还要加入一定量的铅,但因为铅的含量往往所占比重较低,所以通常省略不提。)大致按照这个比例铸造出的铜镜,光洁度高,质量较好。关于历代铜镜合金配比的问题,何堂坤先生在其《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中,已有了比较详尽的论述。据何先生分析,唐代采用配比较为合理的高锡低铅青铜铸镜居多,且成分比较稳定;而宋代主要流行低锡高铅青铜镜,且成分差异较大,除铜、锡、铅外,有的甚至还加入了一定量的锌。
(二)铜镜合金的熔炼与浇注
有了镜模和镜范,便可以对铜镜进行浇注。浇注铜镜,首先要将铸镜合金进行熔炼。
一般工匠只要将金属矿石依据经验配比好,在一定温度下熔炼成液态即可浇注。因铸镜金属的熔点较低,一般采用坩埚熔炼即可。唐代铸镜,尤其是铸造专为皇室使用的“天子镜”时,为了去除杂质,排除有害气体,获得较为纯净的合金,常常会对铸镜金属进行反复熔炼,因此常有“百炼镜”、“百炼铜”之说。如白居易《百炼镜》曰:
百炼镜,熔范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祗。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杨州长吏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杨州百炼铜。⑥
又有徐寅《铸百炼镜赋》云:“十数炼者,未足为明,一百炼者,方为至精。…匠者曰:“金虽精,则不炼不神;炼有数,非百之不新。’”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还没达到百炼,“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易破难成应是金属在熔炼过程中,吸气、过热造成的。这说明,古人虽然明白反复熔炼的益处,但由于实际操作经验不足,还控制不好熔炼的温度和流程等。这大概也是唐代百炼镜精美且珍贵的原因。我国的铜镜铸造有两种浇注工艺,一是立浇法。即在浇注时,铜镜本体铸型侧立,通过长的直浇道将铜液压入型中,利用铜液自重,沿底边开多个内浇口使铜液均匀地进入铸型。在顶端设一冒口,以利排渣、补缩和通气。二是水平浇法。即把锎镜本体铸型水平放置,直浇道开于两侧或一侧,旁开与镜弧同心较大的横浇道,采用均匀通向镜本体的压边浇口,也是通过长的垂直浇道铜液的自重压入铸型中。
三、铜镜的刮削与抛光
才铸成脱模的铜镜,表面比较粗糙,边缘不甚规整,且在浇注过程中,经化学反应会产生一层金属氧化物,不能反射光线,所以并不能立即用来映照。镜坯在岀范和作一般清理修整后,需用砺石和粗、细磨料以及磨镜药逐次刮削、打磨与抛光。出土和传世的铜镜圆度很好,周缘常有平行纹道,应是轮制和抛光的遗痕。刮削即对刚铸好的铜镜进行粗加工,主要是对镜坯形状和镜面平整度的修整;打磨抛光则属于细加工,主要是为了获得良好的映照。古人常将这两道工序相提并论。张汇《千秋镜赋》云:“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铸或熔,是磨是削。”③郑复光也提到过“(铜镜)惟铸成后必须刮磨”。
“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坯经过粗略的修整后,要经过打磨抛光,才能达到良好的映照效果。《淮南子》中有“明镜之始下型,朦然未见形容,及其粉以玄锡,摩以白旃,鬓眉微豪,可得而察”的记载,即是说此。“玄锡”即锡汞剂,历代铜镜的抛光,都是以此作为磨镜药。《洞天清禄集》云:“以水银杂锡末,今磨镜药是也。”《天工开物》云:“开面成光,则水银附体而成,非铜有光明如许也。”《镜镜諗痴》云:“……以为镜则色带黄,必资汞锡助其光。……磨镜药亦汞锡为之。”“水银杂锡末”、“水银”、“汞锡”等,指的都是这种磨镜药。因而,古代的铜镜抛光技术大致是,先用锡汞剂均匀地镀在铜镜上,然后再用千净的织物做精细打磨,这样抛光之后,镜面就有了较好的光学效果,甚至能达到纤毫毕现的水平。关于磨镜的具体过程,清代郑复光曾记载道：
铸镜既成,磨以方药。则明磨法:先著水少许,以洗净乱发,磨去垢腻,再以布转紧作裹,蘸水磨热,撮药少许,砑细,稍去其中之矾,磨之。⑥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镜坯的粗加工比较简单,而对打磨抛光来说,就费时费力了许多。《镜镜龄痴》有云:“(铜镜)刮易磨难,工惜磨力,故砥平者鲜”;“磨工足则平如砥,照形不改。然用镜者价取其廉,究心或鲜;作镜者力惟其省,苟简尤多,求其平正无疵者,十不获一焉。”由此可见,想要获得非常好的映照效果除了铜镜合金配比适宜外,精细的打磨抛光也必不可少。铜镜在使用过程中,因受到空气氧化和尘垢污染,也需经常打磨,过程与镜坯的打磨抛光差不多,即重新开镜。白居易有《新磨镜》诗曰:“衰容常晚栉,秋镜偶新磨。”③王建《镜听词》曰:“可中三日得相见,重绣镜囊磨镜面。”③金代段成己《赠答诗社诸君》曰:“真钢须百炼,明镜要重磨。”可见,铜镜的反复打磨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北宋黄庭坚在其《侍其鉴字序》中写道“物材美火齐得然后成鉴,鉴明则尘垢不止。明虽鉴之本性,不以药石磨砻,则不能见其面目矣。”想来正因受到铜镜需经常打磨的启发,黄庭坚才感慨道:“学者之心似鉴,求师取友似药石,得师友则心鉴明矣。求天下之师,取天下之友,则弥明矣。”
第二节唐宋铜镜的变化
首先,唐宋铜镜变化最直观的表现是唐宋铜镜纹饰和形制的变化。唐代的铜镜镜背纹饰精美,意味着其造型水平高,流行的铜镜尤其像盘龙镜、海兽葡萄纹镜等,在制作模范时,对工匠要求较高,不仅需要丰富的冶铸经验,还需要具备定的雕刻和绘画功底。据《酉阳杂俎》载,铸造江心镜,“初范模时,有异人至,请闭户入室。数日,开户模成,其人已失。有图并传于世。此镜五月五日于杨子江心铸之。”经数日才“模成”,且“有图并传于世”,这说明,唐代铸镜仅在制作模范时就需花费极大的功夫,更不用说之后更为复杂的冶铸程序了。这样生产出的铜镜,自然精致,但稍有差池,便会出现瑕疵,失败率也高,因此不能满足繁荣的商品市场的需求。而反观宋代铜镜,素镜和纹饰简单的花卉镜是宋代铜镜的大宗,且不论镜质如何,仅就纹饰来看,就大大降低了对工匠的要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两宋时期市场经济发达,铜镜的市场化,意味着复杂的制模制范工艺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了。宋代铜镜虽远不如唐镜精致,但在铜镜形制上又是一个创新的时期,除传统的圆形、方形、亚方形和菱花形、葵花形之外,还出了特异的形制,如盾形、钟形、鼎形、长条形、扇形、瓶形、带柄形等。笔者推断,因为打造铜镜外形要比绘制铜镜图案更易操作,所以即使工匠不具备绘画、雕刻等技能,也能设计出多种形制的镜模,从而铸造出多种形制的铜镜。这既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亦基本满足了平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笔者认为,这是铜镜在作为完全市场化的产物下,铸镜工匠在满足制作效率和市场需求的前提下,为了兼顾审美,退而求其次的结果,也是从唐至宋以来,铜镜在制作上追求简省,逐渐偏向实用的表现。
其次,唐镜之所以能铸出精美的花纹,而宋镜却远远达不到唐镜的标准,这与铜镜合金的配比也有极大的关系。唐代采用配比较为合理的高锡低铅青铜铸镜居多,且成分比较稳定;而宋代主要流行低锡高铅青铜镜,且成分差异较大,除铜、锡、铅外,有的甚至还加入了一定量的锌。唐镜中,因锡的含量较高,故合金偏白,宜于映照;硬度较大,刮磨时不容易留下道痕;耐腐蚀度高,不易锈蚀。并且,锡青铜在凝固时体积收缩较小,更便于铸造纹饰图案较为复杂、厚薄不均尺寸要求精确的物件。因此我们看到的唐镜,大都华美无比,镜背多采用高浮雕式的造型,图案铺满镜背,尤其是流行于盛唐时期的海兽葡萄纹镜,艺术价值极高。除可当做日常照容工具外,亦是精美的工艺品。反观宋镜,锡含量急剧降低,铅的比重大大增加,因而镜面发暗,光洁度不高:铅含量的增加会降低青铜硬度,使得镜面在研磨时容易留下道痕;过量的铅会降低合金的耐腐蚀能力,铜镜容易生锈;并且铅青铜体积收缩较大,所以难以铸得精致的镜背图纹。故我们看到的宋代铜镜,镜体常较单薄,颜色偏灰褐、棕褐色,纹饰多用浅雕式或无图案花纹,鲜有唐镜层次鲜明的高浮雕式图案,在艺术价值上根本无法与唐镜相比。
那么,为什么宋人还要选择这样的合金配比来铸镜呢?这是否意味着宋代铸镜技术的退步呢?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高锡青铜有诸般好处,但其质脆,故唐镜很容易摔破。而低锡高铅可以降低合金的硬脆性,从而延长了使用年限。只要经常擦拭,多加爱护,便可以防止生锈。至于其映照不佳的缺陷,亦可在之后的抛光工序中得到弥补。加之两宋时期,随着瓷器等多项手工艺术的发展,铜镜艺术不再受到垂青,在不考虑审美的情况下,宋镜比唐镜更加经济、耐用。同时,正是因为工匠在合金性能方面有着极其丰富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才有了宋镜合金成分的转变。
第三,关于唐宋铜镜合金比例变化是否是由两宋时期的铜禁政策导致的问题。何堂坤先生认为,无论唐镜还是宋镜,其中铜的比例变化都不大,改变的主要是锡和铅的含量。因此,宋代合金成分的变化并非由“铜禁”导致的“缺铜”造成的。笔者在上一章第三节也论述过,宋代“铜禁”并非因为“缺铜”。但是,笔者认为,铜禁政策并不是对铸镜合金成分没有影响。虽然铜镜中,铜的比例变化不大,但宋以来的铜镜,整体上要比唐镜轻薄许多,所以宋镜在铜的实际用量上,是无法与厚重的唐镜相比的。且宋代的铜镜以重量计算价钱,这很显然与铜的严格控制有关。当然,“铜禁”对铸镜更直观的影响是体现在对铜镜生产管理的控制上,这一点笔者在上一章中已有论述。
最后,宋代的私营手工业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常采用“前为店铺,后为作坊”的集约化生产模式,这一点可从私营铸镜镜业的情况中看出。即使是官铸铜镜,其中一部分也要“鬻卖于市”,投入市场以获取利润。铜镜作为一件商品,在能基本保证产品质量和外观的情况下,更多的是注重产品产量、节省人力和成本。制镜工匠必然会选择省时省力、简化操作的铸镜方法,而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产品的宣传上,因而宋代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式的牌记铭文镜。对于作为普通市民阶层的购买者来说,虽然映照较差、镜面不甚平整、抛光不足的铜镜对使用存在些影响,但在价格合理的情况下,这就不算什么大问题了,自然不会多作追究。反观唐代,有一大部分的铜镜是为封建贵族准备的,多被地方用来当作给朝廷的土贡,或者中外交流之瑰宝,很大一部分为达官贵人等上流阶层所用,属于奢侈品,因此对铜镜的要求自然也就不同了。
本章小结
宋代铜镜制作工艺的简化,对铸镜合金的探索,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延长使用年限。宋代铜镜没有唐镜华美的纹饰图案,且多模糊不清,锈蚀严重。这主要是由低锡高铅青铜的性能决定的,并不是工匠的怠惰和铸造技艺的退步。这也是宋人不断追求铜镜实用性的结果。唐宋铜镜的变化表面上是制作工艺的变化,但实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铜镜商品化、平民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结果。
未完待续……
另外，宋镜采用何种铸造方式，个人还是觉得翻砂铸造是宋以后铜镜的主要铸造方式，而非战汉唐所用的范铸法。文章中蓝色字体内容认为宋代甚至明代铜镜铸造的主要方式是泥范铸造，这个观点有待商榷。泥范铸造不符合宋代铜镜铸造生产注重效率这点，因为泥范铸造本身流程就会导致铸造时间上的大量增加。当然也会有可能少部分铜镜铸造采用了范铸法，但绝对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