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0日前，中野司令部在双堆集总攻阶段已经暴露出明显的战术指挥失误。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对华野配属增援的炮兵分散使用：当时华野七纵增援时携带了16门山炮、1920发炮弹，中野司令部将这些炮火从华野七纵调出。由野战军统一调配使用。中野司令部将一个炮兵团拆解为四个炮兵连，平均分配给四个纵队，每纵仅分得4门，完全无法发挥集中火力突破的优势，同时还剥夺了有步炮协同经验的华野七纵对炮兵的自主指挥权，使用权。
这种安排直接导致12月9日大王庄战斗中，华野七纵面对黄维兵团王牌“老虎团”（敌18军33团）时，因缺乏集中炮火支援付出惨重伤亡：华野七纵58团、60团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三个整连全部牺牲，仅59团残部退守阵地，险些全军覆没。
战报传到华野司令部后，粟裕感到问题严重。粟裕当晚就组织参谋人员连夜研究对策。最终果断决定向中央军委提出调整指挥架构建议，粟裕建议双堆集战场实行两军统一指挥。
建议当日就获得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军委同意双堆集战场实行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并授权粟裕负责指挥。粟裕修正此前的错误战术。粟裕主导设计了之后的完整决策，整个过程和总前委完全没有关系。
战术决策完成后，粟裕命令由陈士榘率华野3纵、11纵及华野特纵共5万兵力增援双堆集。
陈士榘抵达双堆集战场后确实出现了关于指挥权的冲突。
中野司令部要求增援部队和此前的华野七纵一样，交出部队和装备由中野司令部统一分散指挥，不接受陈士榘参与战役核心指挥的要求。也否决了陈士榘提出的改变总攻战术、集中炮兵的方案。理由依据是11月24日电报明确规定：华野部队须遵“刘陈邓”部署。
陈士榘坚决反对这种延续错误战术的安排，愤而率部移兵蚌西北阻援战场 。 直到陈士榘离开后，中野司令部才意识到此事关乎整个战役的成败。且军委已经有授权粟裕负责两军统一指挥双堆集主战场作战的电报命令。
最终由中野邓小平政委出面拦截，接受了陈士榘的战术策划，请陈士榘重返双堆集主战场参与指挥南集团总攻。
有网络评论说是这个过程是总前委的协调作用。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作为中野政委的邓小平在华野司令部首长面前属于跨野战军关系。邓小平的总前委书记身份此时没有任何领导指挥作用。他们之间的交流只能属于协商。而且陈士榘是奉战役指挥员粟裕之命。原则上中野政委邓小平必须无条件服从。
陈士榘到位后立即调整部署：将华野特纵20余门重炮统一调配，组建战役级炮兵集群，针对黄维兵团的核心阵地、兵团司令部实施精准炮火覆盖，同时搭配精锐突击群实现步炮协同衔接，最终调整战术之后仅用32小时就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彻底扭转了此前五日僵持的消耗战局面。
整个淮海战役战场危机出现。持续僵持，兵力增援调配和指挥权调整的过程，完全是粟裕主动发现问题、提出调整方案，经军委授权后完成的。绝非总前委统筹协调、也不是中野主动规划的结果，这段细节长期被刻意模糊，直到近年原始战报公开后才还原了完整的历史过程。
所谓围歼黄维兵团的胜利是“总前委集体决策”和“中野华野密切协同”的说法，本质是模糊了双堆集战役实际是“分两段指挥”过程的历史事实。
回避了第一阶段中野指挥失误导致战场危局的过程，是对历史的不当修改。
承认指挥失误是大兵团作战中的正常现象。随意否认掩盖指挥失误对战场态势的影响，本身才是不符合历史逻辑的做法。
有评论说：“邓小平作为总前委书记，直接参与了对黄维兵团作战的决策，协调中野和华野的兵力调配”。
这种说法绝对是错误的。
在中野司令部，在刘伯承面前，虽然邓小平参与了工作，但他只能是中野政委的身份。中野可能有向华野求援的要求。把这种交流沟通说成是总前委的协调调配是绝对错误的。总前委根本没有兵力调配的权利。
华野能派出多少兵力才能不影响阻援任务的完成。只有粟裕清楚。
粟裕派兵增援双堆集是粟裕决策。跟总前委没有关系。
粟裕本身就可以代表总前委。其它总前委成员无权指派。
还有评论说“1948年12月10日，中央军委确实授权粟裕统一指挥华野和中野的协同作战，但这一授权是基于总前委的统筹框架”。
这句话也没有一点道理。军委授权野战军司令员这一事件，确实与总前委无关。不需要总前委统筹。什么叫统筹框架？臭词滥用。
军委对野战军司令员军事指挥当中，不需要中间人。没有统筹。
那里都要把总前委加上。完全不知道总前委是干什么的。还把总前委说成是授权的基础，怎么想的。

根据近年公开的原始战报、参战将领回忆和中央军委往来电报，可以完整还原陈士榘奉命增援双堆集遭遇指挥权冲突的真实经过，这段史实完全印证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
一、冲突的背景：（前期战术失误催生指挥权调整）。
1948年11月25日中野合围黄维兵团后，中央军委正式授权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独立指挥围歼作战，华野以7纵、13纵配属中野行动。但中野转出大别山后实力受损严重，全军仅12万人、不足20门重炮，且缺乏大兵团攻坚经验。
在战术部署上出现明显失误：华野7纵配属作战时携带16门山炮、1920发炮弹，中野司令部将完整的华野炮兵团拆解为四个炮兵连，平均分配给四个主攻纵队，每纵仅分得4门，同时剥夺了有步炮协同作战经验的华野7纵对自身炮兵的指挥权。使用权。
这种分散使用火力的安排直接导致华野七纵在12月9日大王庄攻坚付出惨重代价：面对黄维兵团王牌18军33团（“老虎团”），华野7纵58团、60团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三个整连全员牺牲，仅59团残部退守阵地，险些丢失核心阵地。
大王庄战斗的伤亡战报传到华野司令部后，粟裕当夜就组织参谋团队研判战场态势，明确认识到分散指挥、分散用兵的战术已经让双堆集战场陷入僵持危局。12月10日粟裕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调整方案：建议统一指挥双堆集战场两大野战军作战，重新调整战术部署，这份建议当日就得到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复，并授权整个决策过程完全由粟裕主导，没有经过总前委的“统筹协调”，也不存在总前委的提前规划。
二、冲突的经过：（陈士榘拒受错误安排移兵阻援）
获得军委授权后，粟裕命令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华野3纵、11纵及华野特纵共5万精锐兵力，携带20余门重炮增援双堆集。任务是按照粟裕调整后的战术，参与指挥并实施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作战，扭转僵持局面。但陈士榘抵达双堆集后，立刻遭遇了中野司令部的拒绝。
中野司令部以11月24日军委电报规定“华野配属部队须遵刘陈邓部署”为由，要求陈士榘所部照搬此前华野7纵的模式，交出所有部队和重炮装备，由中野司令部拆分调配到各纵队，同时不允许陈士榘参与战役核心指挥，直接否决了陈士榘提出的“集中炮兵火力攻坚、组建战役级炮兵集群”的正确战术方案。 陈士榘清楚延续分散使用兵力火力的错误战术，只会继续增大伤亡、无法快速解决黄维，因此坚决反对这一安排，在沟通无效后，愤而率部转移到蚌西北阻援战场，拒绝执行错误的指挥命令。
三、冲突的解决：（邓小平出面请陈士榘重返）
陈士榘率部离开后，中野司令部才意识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军委已经正式下达授权粟裕统一指挥双堆集战场的电报，中野必须服从军委的命令安排；二是如果继续延续错误战术，不仅无法快速全歼黄维，还可能导致黄维兵团与杜聿明、李延年集团靠拢，整个淮海战役陷入被动，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由时任中野政委邓小平出面，拦截了转移中的陈士榘。正式接受了陈士榘提出的战术方案，邀请陈士榘重返双堆集主战场。参与并负责指挥南集团总攻作战。这里需要明确的是：邓小平此次出面协调，其身份是中野政委，而非总前委书记。总前委本身不具备跨野战军指挥权限，此次沟通属于野战军之间的协商，而非基于总前委职权的领导指挥。
四、调整的结果：（32小时全歼黄维兵团扭转战局）
陈士榘到达指挥岗位后，立刻按照粟裕制定的战术调整部署：将华野特纵的20余门重炮全部集中，组建战役级炮兵集群，针对黄维兵团核心阵地、兵团部实施精准覆盖打击，同时搭配精锐突击群实现步炮协同衔接，彻底改变了此前分散攻坚、伤亡惨重的局面。
12月13日双堆集主战场再次发起总攻，仅用32小时就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生俘黄维，彻底解除了双堆集战场的危局。
五、史实澄清：
粟裕被授权负责两军统一指挥作战。不存在总前委统筹的空间，刻意模糊是对历史的修改
整个双堆集战役围歼黄维的过程，清晰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指挥阶段：
11月24日-12月10日为中野独立指挥阶段，
12月10日之后为粟裕统一指挥阶段。
所谓“总前委集体决策、两大野战军密切协同”的笼统说法是错误的。
兵力增援调配的决策权完全属于粟裕：华野需要同时承担北线阻击杜聿明集团、南线阻击李延年兵团的任务，能抽出多少兵力增援双堆集、同时不影响阻援任务，只有粟裕作为华野指挥员能够准确判断。
此次增援完全是粟裕主动决策，和总前委没有任何关系，总前委也没有权力调配华野的兵力。
中央军委对粟裕的授权与总前委无关：军委对野战军司令员的直接授权，不需要经过总前委的“统筹框架”，军委和前线野战军司令员之间不存在所谓“中间人”，刻意把授权和总前委绑定，本质是对权责划分的刻意模糊。
承认初期指挥失误不代表否定中野将士的牺牲。
大兵团决战中出现指挥失误是正常现象。
刻意掩盖失误、模糊指挥权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无法从战役中总结出正确的攻坚经验。更是对所有浴血牺牲将士的不尊重。只有还原完整的历史细节，才能真正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王天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