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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单反被公婆当成家庭共享相机,三个月后我用347张照片把他们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单反被公婆当成家庭共享相机,三个月后我用347张照片把他们送上了被告席......我用五年时间,省吃俭用攒下六万块,

我的单反被公婆当成家庭共享相机,三个月后我用347张照片把他们送上了被告席

......

我用五年时间,省吃俭用攒下六万块,买了人生第一套专业摄影设备。

它是我从月薪八千到月入过万的敲门砖,是我在这个城市立足的全部底气。

可结婚不到半年,这套设备就被公婆定义成了「家庭共享相机」。

三个月,快门数从两万三飙到六万八,我损失的订单、赔掉的违约金、搭进去的维修费,加起来超过四万。

他们说,都是一家人,计较这些太伤感情。

好,那就让法院来算算,这笔感情账该怎么还。

(1)

手机震动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桌上那沓厚厚的材料。

是银行的短信提醒。

我点开看了一眼,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到账了,二万八千四百元整。

旁边放着一份盖着法院公章的传票,被告栏里写着三个名字:王建国、刘美芬、王浩宇。

我的公公、婆婆,还有小叔子。

窗外的阳光正好,照在那台伤痕累累的佳能5D Mark IV上,机身右侧的磕碰痕迹清晰可见。

三个月前,我还在为「都是一家人,借用一下相机怎么了」这句话忍气吞声。

三个月后,我学会了一个道理。

有些账,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

时候到了,一笔一笔,连本带利,我都要拿回来。

其实直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想起第一次摸到这台相机时的感觉。

那是去年三月,我从店员手里接过那个黑色的机身,手指触到蒙皮的一瞬间,眼眶就热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矫情。

不就是一台相机吗?

可只有我自己清楚,为了它,我等了多久。

我叫苏晴,今年二十八岁,自由婚礼摄影师。

说「自由」其实是好听的,难听点说,就是没有固定单位、没有五险一金、旺季忙得脚不沾地、淡季慌得睡不着觉。

但我喜欢这一行。

从大学开始,我就知道自己这辈子想做什么。

大二那年,我借了室友的入门级单反去拍校运会,第一次从取景器里看到定格的瞬间,我整个人都愣住了。

那种感觉很难形容。

就好像世界在那一刻静止了,而我手里握着的,是唯一能留住时间的东西。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放下过相机。

大学四年,我做得最多的兼职就是拍照。

毕业照、证件照、活动跟拍,什么都接。

单价低,但胜在量大。

我把每一笔收入都分成三份:生活费、房租、还有一个我从来不动的账户。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设备基金」。

那时候我就想好了,等我攒够钱,我要买一套真正专业的设备。

不是入门级,不是半画幅,是全画幅旗舰机,是大三元镜头,是那些我在摄影论坛里看了无数遍、在器材店里摸了无数遍、却从来不敢问价的东西。

毕业后,我没有去找稳定的工作。

我妈为这事跟我吵了很久,她不理解,我一个学新闻的,不去报社、不去电视台、不考公务员,非要做什么「自由摄影师」。

「你拍照能养活自己吗?」她在电话里吼我,「你知不知道你同学都进了什么单位?」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可我还是选择了这条路。

刚开始那两年,确实很难。

我租的房子在城中村,隔音差到能听见隔壁打呼噜。

夏天没空调,我就开着风扇剪片子,剪到凌晨三点,汗把椅子都浸湿了。

冬天没暖气,我裹着棉被修图,手指冻得僵硬,鼠标都握不稳。

但我从来没想过放弃。

因为我知道,我离那套设备,越来越近了。

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接一单婚礼,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必须存进设备基金。

雷打不动,绝不挪用。

婚礼旺季的时候,一个月能接四五场,淡季可能一场都没有。

我就像一只蚂蚁,一点一点地往洞里搬粮食。

谁都不知道冬天什么时候来,但我得提前做好准备。

五年。

整整五年。

我的设备基金终于凑到了六万块。

那天我去银行取钱的时候,柜员小姐姐看了我一眼,大概是觉得我这个穿着普通、素面朝天的女孩,怎么会一次性取这么多现金。

我没解释。

我只是笑了笑,把那沓钱塞进包里,打车直奔器材城。

佳能5D Mark IV机身,一万九千八。

24-70mm f/2.8镜头,一万三千五。

70-200mm f/2.8镜头,一万五千八。

加上存储卡、电池、相机包,凑个整,正好六万。

店员问我要不要开发票,我说要。

他问开什么抬头,我说就开我名字。

苏晴。

这三个字,我签在发票上的时候,手都在抖。

从那天起,我的人生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

有了专业设备,我终于能接到那些以前看都不敢看的高端单子。

五星级酒店的婚礼,客单价一万起步。

明星经纪公司的艺人跟拍,日薪三千。

还有那些找我约拍的新娘,看到我掏出5D4的时候,眼里的信任感都不一样了。

设备,就是摄影师的名片。

这套六万块的家当,让我的月收入从八千涨到了一万五。

我搬出了城中村,租了一个带独立书房的公寓。

书房改成了工作室,我把相机和镜头整整齐齐地摆在防潮箱里,每天开工前都要打开看一眼。

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也是我最骄傲的东西。

直到我结婚。

(2)

我老公叫王俊,比我大两岁,在一家私企做销售。

我们是朋友介绍认识的,认识半年就领了证。

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太快了。

快到我根本没来得及看清他们一家人的真面目。

王俊这个人,怎么说呢,不算坏,但也绝对谈不上好。

恋爱的时候,他对我挺体贴的,记得我的口味,知道我工作忙,偶尔还会来片场接我。

我以为这就是爱情。

后来我才明白,那不过是荷尔蒙和新鲜感的叠加效应。

等这层滤镜碎掉之后,露出来的,才是生活的底色。

婚后我才知道,王俊是个彻头彻尾的「妈宝男」。

这个词我以前只在网上看到过,总觉得离自己很远。

结果命运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我一头撞进了教科书级别的案例里。

我公公王建国,退休工人,最大的爱好是养鸟和摄影。

注意,他的「摄影」是那种拿着手机在公园里拍花花草草,然后发到老年人群里求赞的那种。

我婆婆刘美芬,家庭主妇,操持了一辈子家务,最大的特点是把「都是一家人」这句话挂在嘴边。

在她的逻辑里,只要是一家人,就没有什么「你的我的」之分。

你的工资是一家人的,你的房子是一家人的,你的相机,当然也是一家人的。

还有我小叔子王浩宇,王俊的亲弟弟,比我小三岁,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找到正经工作。

用婆婆的话说,叫「还在考虑人生方向」。

用我的话说,叫「啃老」。

他前两年迷上了摄影,但迷的不是技术,是那种「看起来很酷」的感觉。

他想开一家摄影工作室,但没钱买设备。

于是他的眼睛,就盯上了我。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满月宴。

那天我正好没单子,在家修上周婚礼的片子。

婆婆打电话来,说侄子满月,让我们过去吃饭。

我说好,然后继续修图。

结果她又补了一句:「对了,晴晴啊,你把你那个相机带上,帮忙拍几张照片。」

我愣了一下,委婉地说:「妈,我那是专业设备,操作挺复杂的,要不我用手机给你们拍?现在手机像素也挺高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婆婆的语气明显冷了下来:「专业设备怎么了?又不是让你拿去卖,借用一下都不行吗?」

我还想解释,话筒就被王俊抢过去了。

「妈你放心,我让她带,肯定带。」

挂了电话,他回头看我,脸上带着那种我后来无比熟悉的表情——不耐烦,夹杂着一丝居高临下的指责。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他说,「就借用一下,又不是不还你,至于吗?」

我张了张嘴,想说这不是小气不小气的问题。

专业相机不是玩具,镜头怕灰、怕磕碰、怕油污、怕潮湿。

一个不专业的人随便摆弄,造成的损伤可能是不可逆的。

但看着王俊那副「你再废话我就翻脸」的样子,我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算了。

就这一次。

我盯着他们拍,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

那天我全程提心吊胆。

婆婆非要让她弟弟「试试手感」,那个六十多岁的大爷,把我一万三的镜头握得像握一根火腿肠。

小叔子更过分,背着相机去和亲戚喝酒,我看着酒杯在机身边上晃来晃去,心都要跳出来了。

好不容易熬到结束,我把相机拿回来检查。

镜头前片上有两个油腻的指印,机身右下角多了一道浅浅的划痕,存储卡里的照片,被他们格式化了——因为「内存不够用」。

我存在里面的备份素材,三场婚礼的原片,全没了。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忍一忍。

划痕不深,指印能擦,素材没了,就熬夜从备用硬盘里再导一遍。

没关系。

就这一次。

下次我说什么都不借了。

可「下次」来得比我想象得快。

而且,根本由不得我说「不」。

(3)

满月宴后不到两周,公公找上门来了。

「晴晴啊,」他笑眯眯地说,「爸最近在学摄影,想拍拍鸟。你那个相机能不能借我用几天?」

我脑子嗡的一声。

「爸,那个相机是我工作用的……」

「我知道我知道,」他摆摆手,「但你不是也有空的时候吗?空着不也是空着?爸就借两天,拍完就还你。」

王俊在旁边帮腔:「是啊,爸难得有个爱好,你就借他玩玩呗。你那么多镜头,匀一个给爸用用怎么了?」

我看着他们父子俩,忽然觉得很荒诞。

这是我的设备,我五年的积蓄,凭什么你们想借就借?

可我又能怎么办?

新婚不到三个月,为了一台相机跟公公翻脸?

我能想象得到王俊会说什么:「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爸也是你爸,连爸的忙都不帮?」「我看你就是不把自己当这家人!」

算了。

我妥协了。

我把70-200mm那支镜头借给了公公,千叮咛万嘱咐,别磕着别碰着,别在灰大的地方换镜头,别用衣服擦镜片,别……

他不耐烦地打断我:「知道了知道了,又不是小孩子,能有多金贵?」

然后拎着我的一万五千八的镜头,骑着他的电动车,颠颠儿地去公园拍鸟了。

三天后镜头还回来,我打开检查,差点晕过去。

镜头卡口上有明显的磨损痕迹,像是被大力拧过。

后镜组边缘有一圈灰,不知道他是在什么环境下换的镜头。

我把镜头装上相机测试,对焦的时候有轻微的异响。

我问公公是不是摔了,他一口咬定没有。

我又问是不是磕碰过,他说「可能轻轻碰了一下,但绝对不严重」。

我拿去器材店检修,师傅说对焦马达有问题,要换组件,费用两千三。

我把报价单拿给公公看,他的脸瞬间拉了下来。

「我拍鸟拍得好好的,怎么就坏了?是不是你这镜头本来就有问题?」

「对,」婆婆在旁边帮腔,「你一个几万块的东西,怎么这么不经用?是不是你以前就弄坏了,想赖我们?」

我愣在原地,感觉血往头上涌。

这是什么逻辑?

东西是好的借出去,坏的还回来,倒成了我的错?

我看向王俊,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

他果然开口了:「算了算了,多大点事,修就修呗,别搞得一家人不愉快。」

「修可以,」我说,「谁出钱?」

空气突然安静了。

公公婆婆对视一眼,谁都不吭声。

最后还是王俊打破了沉默:「不就两千多块钱吗?我来出,行了吧?家和万事兴。」

可他并没有出。

那两千三,最后还是从我的账户里扣的。

王俊说下个月就还我,结果下个月他说业绩不好没发奖金,再下个月他说要随份子钱紧张,再再下个月,这事就没人提了。

两千三百块,打了水漂。

和我的好脾气一起。

(4)

如果说公公借镜头只是开了个头,那接下来发生的事,才真正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得寸进尺」。

镜头修好后没多久,婆婆又来了。

「晴晴,妈想学拍照,你教教我呗。」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是笑着说:「好啊妈,你想学什么?用手机拍就行,我教你构图。」

「手机哪有你那个相机拍得好看?」婆婆撇撇嘴,「我看你那个相机,随便按一下就能出大片,你教我用那个。」

我耐着性子解释,单反操作很复杂,有光圈快门ISO,有对焦模式,有白平衡……

她听得不耐烦:「你说那么多干嘛,我又不是要去当摄影师,你就告诉我按哪个键能拍照不就完了?」

我深吸一口气,把相机调成全自动模式,递给她。

「妈,这个按钮半按是对焦,全按下去是拍照,其他的您别动就行。」

结果她第一天就把设置全乱按了一遍。

等我拿回相机的时候,ISO被调到了25600,对焦模式变成了手动,照片质量从RAW变成了最低画质的JPG。

我调回来用了半小时。

更要命的是存储卡。

她不知道按了什么,把我刚拍完还没来得及导出的客户照片全删了。

一场商业活动的跟拍,八百张照片,没了。

我连夜用数据恢复软件抢救,只找回来不到三百张。

第二天,我不得不打电话给客户道歉,退了一半的款项。

三千五百块。

就这样没了。

那段时间,我的相机就像是公用物品一样在王家流转。

公公想拍鸟就拿走拍鸟,婆婆想学习就拿过去「练手」,小叔子就更不用说了——他根本不是借,他是直接上手拿。

「嫂子,我用一下你相机。」

不是问句,是陈述句。

用完也不收好,随手往沙发上一扔。

有一次我回家,看见我的5D4机身肚皮朝天躺在茶几上,旁边是半杯没喝完的可乐。

我当场就炸了。

「这相机能随便放吗?要是可乐撒上去怎么办?」

小叔子翻了个白眼:「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这么多事?」

婆婆护着他:「浩宇还是个孩子,你当嫂子的要大度一点。」

一个二十五岁的成年男人,还是「孩子」。

我真是服了。

三个月时间,我统计了一下我相机的使用情况。

快门数从我结婚前的23,456次,飙升到68,432次。

三个月,四万五千次快门。

我自己工作拍的,满打满算不到一万次。

剩下三万五千次,全是他们「借用」的。

快门寿命是有限的,5D4的官方预估寿命是十五万次。

我的相机,三个月就被消耗掉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寿命。

按照快门组件更换价格一万五来算,这三万五千次快门,相当于三千五百块的损耗。

可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用坏了再买就是了,反正不是他们的钱。

更让我崩溃的是因此失去的业务。

有一回,我接了一单婚礼跟拍,客户加价两千,指定要我带70-200mm去拍仪式上的特写。

我提前三天检查好设备,结果婚礼前一天,小叔子说他朋友结婚,把那支镜头拿走了。

「就借一天,明天就还。」

「不行,我明天有活。」

「我说了就借一天,你配合一下能死?」

我打电话给王俊,让他管管他弟弟。

王俊说:「你手里不是还有别的镜头吗?将就用一下呗,何必闹得这么僵?」

镜头没拿回来。

第二天婚礼,我只能用24-70mm硬撑。

长焦段够不上,很多关键镜头都错过了。

客户验片的时候脸色很难看,说这不是她要的效果。

最后那场婚礼,原本一万八的单子,客户只肯付一万二。

我损失了六千块。

而小叔子从头到尾连一句「抱歉」都没说过。

到第三个月月底,我算了一笔总账。

镜头维修费:2300元(公公)+ 5800元(小叔子造成的卡口二次损坏)= 8100元。

因设备被占用损失的订单:直接损失6000元 + 违约退款3500元 = 9500元。

快门损耗折旧:约3500元。

数据恢复软件费用:298元。

还有那些无法量化的:口碑受损,客户流失,熬夜补救的精力和健康。

三个月,明面上的损失,24,398元。

这还不包括那些我忍下的委屈、咽下的眼泪、以及对这段婚姻越来越深的怀疑。

我开始失眠。

躺在床上,听着王俊的呼噜声,盯着天花板想,我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五年,我拼了五年才攒够钱买的设备。

三个月,就被他们糟蹋成这样。

而我连生气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一生气,我就是「小气」「斤斤计较」「不把自己当家人」。

凭什么?

凭什么我要为他们的理所当然买单?

凭什么他们毁了我的东西,我还要装作若无其事?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动了离开的念头。

不是因为不爱了。

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在这段关系里,我根本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台提款机,一个免费劳动力,一件可以随意取用的公共财产。

但我没有冲动。

我妈从小教我一件事:永远不要在情绪最激动的时候做决定。

于是我深吸一口气,从床上坐起来,打开手机备忘录,写下了几行字: 证据清单——从今天开始记录。

如果要走,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如果要留,我也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不管怎样,我都需要筹码。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漫长的取证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