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生活着约3000万华人，分布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

每个国家的华人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其中印度尼西亚的华人经历了最为剧烈的起起落落，特别是90年代印尼苏哈托统治时期对华人的系统性迫害与强制同化，1998年印尼华人在排华暴乱中遭受有预谋的打砸抢杀。

▲1998年印尼暴动

印尼华人的这种剧烈动荡，也反映在印尼语对中国和华人（中华）的称呼上。1950年中国与印尼建交时，印尼官方文件使用“Tiongkok”（中国）和“Tionghoa”（中华、华人），这是尊重的中性称呼。

但1967年，印尼政府强制将官方称呼改为“Cina”，这个词在印尼当时已经被赋予了“外来者”“剥削者”“不忠诚”等强烈的歧视性含义。

▲华人在东南亚的分布

直到2014年，印尼政府才正式废除用“Cina”称呼中国，并且恢复和强制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

与此同时，印尼语与马来西亚的马来语本质上是同一种语言，相似度超过八成。在马来西亚，马来语中同样使用“Cina”称呼中国和华人，但这个词在当地纯属中性指代，毫无歧视意味，也从未有任何法律禁止其使用。

为什么同一个词在印尼经历从中性到侮辱再到被禁的历程，在马来西亚却始终安然无恙？

华人下南洋的历史早于欧洲殖民者到达东南亚。早在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代，就已经有华人商贾和船员在爪哇、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地定居。他们与当地妇女通婚，形成了独特的“土生华人”文化。

在马六甲，华人建立了独立的居住区，担任港务长官，与当地苏丹保持良好关系。在爪哇，华人参与了香料贸易，一些华人甚至被苏丹任命为税收官员。这个时期的华人，虽然被视为“外来者”，但因为带来了贸易网络和经济活力，总体上受到当地统治者的接纳。

▲华人下南洋

16世纪以后，欧洲殖民者陆续到达东南亚。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西班牙人占领菲律宾，荷兰人则逐步控制了整个印尼群岛。

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欧洲国家对中国的称呼出现了一个基本规律。大部分欧洲语言中，“China”“Chine”“Cina”等词汇，都源自梵语中的“Cina”（支那、震旦），这一称呼早在印度史诗中就用来指代中国。

▲列强瓜分东南亚

另一类称呼如“Kitai”“Khitan”（契丹）等，则源自北方游牧民族。这两类称呼在中世纪就已形成，在殖民时代被欧洲人带到了全世界。

因此，当荷兰殖民者在印尼使用“Cina”称呼华人和中国时，这个词本身并不带有歧视色彩，只是一个地理和文化上的中性指代。

现今欧洲诸多国家的语言，依旧把中国称呼为“Cina”，马来西亚的马来语中同样使用“Cina”，也是这个全球传播的结果。

▲荷兰的扩张

但是，虽然“Cina”一词本身不带有歧视，荷兰殖民者在印尼的统治方式，却为这个词日后蒙上阴影埋下了伏笔。

荷兰东印度公司从1619年占领雅加达开始，就在印尼群岛推行严格的种族等级制度。他们将社会划分为三个阶层：最上层是欧洲殖民者，中间层是华人，最底层是当地土著。

荷兰人这样做不是出于文化偏好，而是出于经济统治的需要。华人有商业网络、勤劳、有组织能力，被殖民者选中充当“经济中间人”。荷兰人将收税、包税、经营当铺和鸦片贸易等容易招致当地人反感的行业，大量承包给华人。

▲华人甲必丹家庭充当“经济中间人”

华人收税官面对愤怒的土著农民时，背后的荷兰殖民者却隐身在宫殿里。这种结构性的安排，使得华人在土著眼中逐渐成为殖民者的帮凶和剥削者。

与印尼不同，英国在马来西亚的殖民政策相对宽松。英国人同样引入了大量华工开发锡矿和橡胶园，但他们没有采取严格的种族等级制。英国人实行“间接统治”，保留马来苏丹的名义权力，同时允许华人保留自己的语言、学校和社团。

▲马来西亚华人独立中学

华人在矿山和种植园中形成相对独立的社区，马来人则大多留在农村从事稻作，两个族群之间虽然存在经济差距，但没有形成像印尼那样被殖民者刻意强化的“中间人剥削者”形象。因此，马来语中的“Cina”一词，始终保留着其最初的中性含义。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成为东南亚最早脱离殖民统治的国家。经过四年武装斗争，1949年荷兰正式承认印尼独立。

新中国则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1950年，中国与印尼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的最早的外交关系之一。建交初期，两国关系相当友好。建交公报中，印尼使用“Republik Rakyat Tiongkok”来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Tionghoa”则用来指代华人/华裔族群。

“Tiongkok”（中国）和“Tionghoa”（中华），这两个词均源自闽南语中“中国”发音“Tiong-kok”，“中华”发音“Tiong-hôa。早期下南洋的华人多来自福建，闽南语成为当地华人的通用语言，印尼人遂借用了这一发音。

1955年的万隆会议是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下举行的国际会议，印尼是东道主，中国总理周恩来率团参加。会议期间，两国领导人频繁互动，确立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推行“新兴力量”运动，试图团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对抗殖民主义，中国对此给予大力支持。

在这个时期，印尼官方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称呼中国和华人，这是尊重的中性称呼。

然而，印尼国内的政治生态却并不稳定。苏加诺推行“指导民主”制度，试图在军方、民族主义政党、共产党和伊斯兰势力之间维持平衡。

▲苏加诺

与此同时，印尼内部兴起了一种“大印尼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印尼应该成为东南亚的主导力量，恢复历史上室利佛逝和满者伯夷帝国的疆域。

大印尼主义的表现在于，印尼对马来西亚的成立持敌视态度，认为英国支持的马来西亚联邦是对印尼的包围。

1963年至1966年，印尼对马来西亚发动“对抗政策”，在婆罗洲边境进行军事冲突。“大印尼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印尼试图将华人问题纳入其民族构建的框架中，要求华人彻底同化，放弃自身的文化身份，以证明对印尼的忠诚。

▲大印尼主义

在印尼内部政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1965年的“九三零事件”成为转折点。印尼军方宣称印尼共产党发动政变，苏哈托将军借机夺取了政权。

在随后的大清洗中，超过50万人被杀害，其中大量是印尼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也包括许多华人。苏哈托将华人污蔑为印尼共产党的同情者和“中国的第五纵队”，开始了对华人的系统性迫害。

▲华人遇袭

1967年，苏哈托政府颁布第6号通告，正式将官方对“中国”和“华人/中华”的称呼，从原本的“Tiongkok”和“Tionghoa”强制改为“Cina”。

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Cina’本身并不是一个侮辱性词汇——当时它与‘Tiongkok’在印尼语中并存使用，前者多指国家、后者多指民族，都算是中性称呼。

1967年10月，印尼指责中国支持印尼共产党，两国断绝外交关系。此后20多年，两国关系处于冻结状态。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词汇替换，而是一种政治操作。

苏哈托政权通过改用“Cina”这个在殖民时期就已经被污名化的称呼，有意将华人与“外来者”“剥削者”联系在一起，煽动本地民众对华人的仇恨。

▲苏哈托

苏哈托的“新秩序”政权代表的是军人集团、大资本家和官僚的利益。在意识形态上，苏哈托政权是强烈的反共主义者，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在民族政策上，苏哈托推行强制同化政策：关闭所有华文学校，禁止华文报纸，禁止华人公开庆祝春节等传统节日，强迫华人改印尼名字。华人被视为“二等公民”，必须出具“印尼公民证明”才能办理证件。

▲印尼身份证件

在这个时期，“Cina”在印尼一词彻底沦为侮辱性词汇。政府宣传机器反复使用“Cina”来指代华人，并配合“Cina是富有的”“Cina控制了印尼经济”等刻板印象，将华人塑造为贪婪、排外、不忠诚的群体。

在国际层面，苏哈托政权推行大印尼主义的扩张政策。1975年，印尼入侵东帝汶，次年宣布东帝汶为印尼第27个省。这一行动遭到联合国和绝大多数国家的谴责，东帝汶独立运动持续了20多年，导致十多万东帝汶人死亡。

▲印尼入侵东帝汶

印尼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东帝汶问题成为印尼外交的一个沉重包袱。这种国际压力，加上国内经济结构的脆弱，使得苏哈托政权在1990年代初期就开始出现松动。

1980年代末，随着国际冷战格局的变化和印尼国内政治的需要，中国与印尼开始接触。1990年8月8日，两国正式恢复外交关系。复交后，两国关系一度逐步改善，但苏哈托政权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并未改变。

▲印尼人仍未停止对本国华人的攻击

与此同时，与印尼相比，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保持了相对的和谐。虽然马来西亚在1969年爆发了“五一三事件”，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发生了流血冲突，但冲突过后，马来西亚政府没有像印尼那样将“Cina”污名化，而是在保障马来人特权的同时，也承认华人的经济贡献，马来西亚华人可以继续说中文、读中文学校、保留中文姓氏。

▲马来西亚513事件

特别是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系得到了良好的保留。从华文小学到独立中学，再到华文大专院校，马来西亚拥有中国以外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华人可以自由庆祝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华文报纸和社团活动也十分活跃。

这种相对包容的环境，使得“Cina”一词在马来西亚从未被赋予侮辱性含义。

▲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依旧是用“Cina”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遭受重创。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暴跌超过80%，通货膨胀率飙升，粮食价格暴涨，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急剧上升。

苏哈托政权无力应对危机，反而试图通过印钞来弥补财政赤字，导致经济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绝望的经济环境下，苏哈托政权中的某些势力有意煽动排华暴乱来转移民众对政府无能的愤怒。他们将经济崩溃的责任归咎于华人商贩和富人，散布华人囤积粮食、操纵汇率的谣言。

▲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5月，雅加达等多个城市爆发了针对华人的大规模暴力事件。暴徒洗劫、焚烧华人商店、住宅和工厂，至少有1200人在暴乱中丧生。

这是印尼华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也是“Cina”这个词汇所承载的种族仇恨最惨烈的爆发。

▲黑色五月

1998年排华暴乱成为压垮苏哈托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暴乱发生后，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印尼政府的暴行，西方国家考虑对印尼实施制裁。

在国内，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要求苏哈托下台，印尼陷入政治动荡。5月21日，执政32年的苏哈托被迫宣布辞职，将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哈比比。

▲哈比比

苏哈托的下台导火索，表面上是经济崩溃和排华暴乱引发的社会动荡，深层原因则是他长期独裁统治积累的腐败、裙带资本主义和族群压迫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

1998年5月，印尼进入“改革时期”。改革时期的新政府面临多重压力：国内民主化运动的呼声、国际上对印尼人权记录的批评、东帝汶问题的持续发酵，以及1999年东帝汶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独立公投的压力。

▲雅加达唐人街

在这种内外压力下，印尼新政府开始清算前政权的罪行，华人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1999年，瓦希德总统上台后，废除了部分歧视华人的法律，允许华人公开庆祝春节，并开始调查1998年排华暴乱。

这是30多年来，印尼政府首次对华人释放和解信号。此后，梅加瓦蒂总统、苏西洛总统和佐科总统延续了这一政策方向，逐步推动华人的平权进程。

▲梅加瓦蒂

最重要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时任总统苏西洛签署了第12号总统决定书，正式废除1967年的第6号通告。法令明确规定，印尼官方文件和公共场合必须恢复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Cina”一词被正式禁止在官方场合使用。

通过法律废除“Cina”，印尼政府承认了过去30多年对华人的系统性歧视是错误的，是对一个族群尊严的践踏。

这种将一个中性词汇人为扭曲为蔑称的做法，并非印尼独有。

在东亚，日本曾经历类似的语言政治化。甲午战争后，日本官方为贬低中国，将原本中性的“Cina”音译词“支那”强制推广为对中国的标准称呼，使其逐渐等同于“劣等”和“待征服之地”。

直到1945年战败后，在盟军占领当局主导下，日本政府于1946年发布通知，明令禁用“支那”，恢复“中国”这一正式国名。

▲苏西洛

进入21世纪后，印尼历届政府对中国的关系日益重视。

梅加瓦蒂总统（2001-2004）推动了两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苏西洛总统（2004-2014）将中国视为战略伙伴，两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佐科总统（2014-2024）更是将中印尼关系推向了新高度。

▲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铁线路

雅万高铁是这一关系提升的象征性项目。这条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高铁全长约140公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

2016年项目开工，2023年正式开通运营，将两地旅行时间从三个多小时缩短到四十分钟。也代表着中印尼关系进入了一种新的阶段。

▲东南亚第一条高铁——印尼雅万高铁

印尼华人文化的恢复仍在进行中。经过30多年的强制同化和1998年的重创，华文教育在印尼尚未完全恢复。

虽然2000年以后华文补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些大学也开设了华文系，但与马来西亚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相比，印尼的华文教育基础仍然薄弱。

老一辈华人经历过被迫改名字、禁止说华语、关闭华校的年代，很多人的华文水平已经退化。年轻一代华人正在重新学习自己的母语和文化，但这需要时间。

▲印尼华人

春节虽然已经成为法定假日，但很多华人家庭已经几代人没有庆祝过春节，传统节日的习俗需要重新学习和传承。

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保存得相当完整，从华文媒体到华文文学，从华人戏曲到华人社团，文化传承几乎没有断层。

▲马来西亚华人过春节

如今，印尼华人虽然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但“Cina”这个词留下的创伤仍在。老一辈华人听到这个词时，仍然会想起被迫改名字的屈辱、商店被烧毁的绝望、亲人被杀害的悲痛。

从2014年至今十多年间，印尼社会对“Cina”和“Tionghua”这两个词的使用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主流媒体均已在报道中改用“Tiongkok”和“Tionghoa”；学校的教材完成了修订；政府也不再出现“Cina”。

可以说，在印尼的法律层面和正式场合，“Cina”已经被成功“清退”。但在社会心理层面，这个词的阴影远未消散。一些非华裔印尼人仍然无意中使用“Cina”，而华人听到这个词时，无论对方是否有恶意，往往仍会感到不适甚至愤怒。

一个词汇从“官方禁用”到“全民自觉不用”，再到“彻底失去伤害性”，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时间。印尼华人的正名之路，法律上的里程碑已经达成，但社会心理上的修复，才刚刚走完半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