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心正则天下正，“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提升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时，还要注重发挥政治、制度的力量。

国家之败，败于官邪。——《左传》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为官从政， 治乱根本在人心，人心正则社会安《礼记》

一、明辨义利之理，坚持以民为本

“为政必以正人心为第一要务”，提出了这一“先立乎其大”的治政方针。

二、德法兼治，不可偏废

“正人心”来实现善治是将德治和法治巧妙结合，张弛有度，达到了政修人和的目的。

“心正，则动亦正，静亦正”的效果，通过正心而使人行正事，让民众形成“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仁义之心”，自觉做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三、知行合一，实干躬行

对官员来说，更要带头实践，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一正则百正”，“自明然后能明人”，正人首先在于正己，要求别人辨志明心，自己首先要做到辨志明心。

孟子曰：“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短短数语，道破治国理政的根本——天下治乱，系于人君之心。

孔子亦云：“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心正则天下正，上行则下效。

何谓“君心之正”？

《资治通鉴》开篇即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礼，乃国之纪纲，而纪纲之立，首在君心。

《孝经》谓天子之孝在于“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正强调君主当以正心立身，为天下垂范。

《韩诗外传》以源流为喻：“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君主若为清源，天下自得清流。

观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正君心而国定”的典范。他力戒奢侈、躬行节约，以上率下开创“贞观之治”；从谏如流、闻过则喜。

司马光评价道：“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太宗正己正心，大臣魏征辈直言敢谏，天下风清气正，遂成盛世。

君心一偏，上行下效的链条便从宫廷延伸至乡野，层层加码，最终由最无辜的百姓承担代价。

今日观之，“君心正则天下正”的古老智慧依然闪耀，领导者的一言一行，皆是风向标。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强调“上面没有先做到，要求下边就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

《管子》：“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上行下效的规律从未改变。

领导者当以正心正身为先，如《淮南子》所言“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唯有如此，方能“一正君而国定”，在新时代续写风清气正的华章。

古人反复强调：“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为政在于得人”，一定要使德才兼备的人处在领导的位置，这样国家想不和谐都很难。

要使德才兼备的人出现在领导位置上，你首先得培养德才兼备的人，要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

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

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顺着好的制度，才能够得到社会大治的结果。

《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者的道德对于达致社会大治的重要性，必须重视为政者的道德品质，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

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

信以结之，则民不背；

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

用道德来教导民众，如果不听，就用礼来整饬，人民以犯罪为耻，诚心来归，拥护政府。

《资治通鉴》记载，贞观六年，唐太宗亲自查录被关押的死刑犯的案情，生起怜悯之心，下令放他们回家，到第二年秋天再行判决。结果，死刑犯一共三百九十人，没有一个人逃亡，全都按时回来，唐太宗将他们全部赦免。

有诗称赞唐太宗：“二十又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功成立定和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死囚四百来归狱，以心感人人心归。”

唐太宗治国，确实达到“不忍欺”的境界，即使是死刑犯都守诚信，这正是因为“教之以德，齐之以礼”，感化人心。

“教之以政”，为政者制定法律规章，让人民来遵行，如果不遵行，则“齐之以刑”，也就是用刑罚来整饬。这样的结果是“民有遁心”，“遁”是逃遁。

《论语》所说的“民免而无耻”。“免”，孔安国注为“苟免”，民众为了苟免刑罚才服从政令，但并不是心服，当刑罚稍有松弛，人民就会犯法，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为无耻。

《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把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最重要的四个纲常。“国民无耻，亡国之日，不问可知。”如果国民都没有羞耻之心，那国家灭亡之日，不问也就知道了。

“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在于人心，要使人心归于正，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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