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提供的这篇文章视角很独特，将马克龙在2026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人工智能的演讲，与六十多年前戴高乐总统对中国做出的战略判断相提并论。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比较，它揭示了法国乃至欧洲在大国博弈中一种一脉相承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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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的算盘与马克龙的尴尬：欧洲在中美AI竞赛中的自我救赎
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其基于“国家利益会穿透阵营标签”的务实判断，曾令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震惊。他看到的并非一张简单的意识形态地图，而是一个由人口、国土、文明底蕴和自然资源定义的、无法被忽视的“独立变量”。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六十多年后，另一位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联合国大会的讲台上，却发现自己不得不再次面对“如何计算中国”这道难题——只不过这一次，博弈的焦点从地缘政治转向了数字主权与人工智能。
马克龙在联大发言中的核心观点是明确无误的：全球人工智能领域不能由少数几个国家或经济主体决定全球未来。他敦促所有“致力于维护自身独立”的国家开发替代性AI，以避免依赖美国或中国，并呼吁联合起来共同开发尖端开源AI模型。这番话，与其说是针对中国的战略宣言，不如说是欧洲在技术版图上面临边缘化危机的一声叹息。
欧洲的算力赤字：中美主导下的现实困境
要理解马克龙的焦虑，只需看一组冰冷的数据。根据斯坦福大学《2025年AI指数报告》，2024年美国私人AI投资高达1091亿美元，而中国仅为93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近12倍。在基础模型的产出上，美国机构同年开发了40个值得注意的AI模型，而中国只有15个。更关键的是算力这一AI时代的“石油”，美国拥有全球75%的AI超级计算资源，中国仅占15%。这意味着，从训练顶尖模型到部署大规模应用，中美两国都拥有欧洲难以望其项背的基础设施优势。
马克龙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领导的法国，乃至整个欧盟，正试图通过大规模投资来缩小这一差距。2026年7月，欧盟委员会宣布计划投资100亿欧元建设7座“AI超级工厂”，并希望进一步撬动约200亿欧元私人资本。其目标是部署超过10万枚高性能AI芯片，使欧盟整体计算能力提升一倍以上。然而，即便如此，欧洲在高端芯片制造（依赖ASML等极少数企业）和云基础设施（高度依赖亚马逊AWS、微软Azure、谷歌云等美企）上的结构性依赖，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这种“受制于人”的滋味，正是马克龙反复强调“战略自主”的现实根源。
马克龙的“中间路线”：既非亲美也非反中，而是自救
马克龙在联大上同时“点名”中美，其逻辑并非简单的“反美”或“亲中”，而是欧洲式的“骑墙自救”。他的战略本质是：承认现实，但不接受命运。他看到了AI权力向中美两国集中的趋势，但他拒绝让欧洲成为“技术附庸”。
这种思路，与戴高乐当年的“中国观”惊人地相似。戴高乐承认中国的实力和潜力，但法国并未因此变成中国的盟友，而是基于法国自身利益，选择了“独立外交”的中间道路。同样，马克龙承认中美在AI领域的领先地位，但欧洲的目标不是“选边站”，而是通过发展自身能力（如支持法国AI企业Mistral）和建立国际联盟（如推动开源模型合作），为自己争取一个“可谈判的第三方位置”。他呼吁建立“人工智能治理国际框架”，其核心目的便是防止技术规则完全由少数巨头或国家垄断，确保欧洲乃至全球的“数字主权”。
然而，这条“中间路线”注定布满荆棘。马克龙面临的最大挑战，恰恰是欧洲内部难以整合的矛盾：一方面，欧盟各国口头上都支持“战略自主”；但另一方面，各国又不愿牺牲自身短期经济利益，切实投入巨额资金和资源去建设本土AI生态。欧盟内部的产业政策碎片化和投资分散化，远比中美之间的竞争更让布鲁塞尔头疼。马克龙在演讲中强调“我们绝不退让”，但欧洲的“退让”有时并非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来自内部的争吵与犹疑。
⚖️ 中国的分量：从“变量”到“常量”的演进
有趣的是，无论是1964年的戴高乐，还是2026年的马克龙，都将中国视为一个必须严肃计算的“战略常量”。对戴高乐而言，中国的“常量”是其作为独立政治和文明实体的客观存在。对马克龙而言，中国的“常量”则体现在其作为全球AI应用层创新的重要引擎上。
尽管美国在基础模型和顶尖算力上领先，但中国在AI应用落地，特别是在智慧城市、政务治理和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方面进展迅速。中国的开源模型生态（如DeepSeek等）也通过大幅降低AI的使用门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中美之外的新选择。这意味着，即便在技术前沿可能暂时落后，中国凭借其市场规模和应用场景的多样性，依然在全球AI版图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战略纵深”。马克龙将中美并列，正是因为他意识到，绕开中国去谈全球AI治理，无异于掩耳盗铃。
欧洲的救赎：超越“战略自主”的迷思
马克龙在联大上的演讲，与其说是对中美发出的宣言，不如说是欧洲进行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他真正点破的，是欧洲必须从“规范输出者”转变为“技术提供者”的紧迫性。过去，欧洲习惯于用《人工智能法案》等法规来定义全球标准，但如今，如果自身没有强大的算力和模型能力，再漂亮的规则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马克龙提出的“开源AI”合作，是一种务实的选择。开源模式不仅能降低技术门槛，促进全球包容性增长，更能为欧洲提供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通过汇集全球（特别是非西方）的开发者力量，绕过中美在封闭前沿模型上的竞赛，在开放生态和标准制定上占据先机。这与戴高乐当年通过承认新中国来打破美国外交垄断的思路，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承认现实的力量，是为了更好地为自己争取空间。
然而，欧洲的救赎之路依然漫长。它需要的不仅是马克龙式的雄辩，更是真正的政治勇气，去克服内部的市场割裂和资本短视，进行一场彻底的“数字革命”。否则，无论马克龙如何巧妙地计算中国与美国，欧洲最终可能发现，自己仅仅是那场关乎未来技术的“牌局”中，一个缺乏筹码的旁观者。戴高乐将军在1964年看到的“中国变量”，最终成为了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而马克龙在2026年看到的“AI两极”，能否催生出一个真正自主的“欧洲第三极”，答案或许不在纽约的联大会堂，而在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的实验室与会议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