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2026年的盟情咨文中定下基调，欧洲决定不再与中美两国在顶尖基础大模型领域硬拼，而是依托现有的工业底子去吃技术落地的红利。

这种向现实妥协、带头放弃底层技术追赶的决定，不仅让外界看到欧洲科技产业的疲态，也在欧洲内部引发了激烈撕裂。以法国AI独角兽Mistral掌门人门施和DeepL首席执行官库蒂洛夫斯基为代表的欧洲本土企业极为不甘心。

他们警告，放弃底层基础模型无异于拱手投降，欧洲将重蹈互联网时代的覆辙，每年不得不向海外巨头缴纳巨额的服务费用。在欧洲的观察人士看来，欧洲在人工智能赛道的掉队并非偶然，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布鲁塞尔方面对官僚主义的疯狂痴迷。

长久以来，欧盟未能培育出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未取得重大突破，连传统优势的汽车行业也未能实现大规模增长。整个体系如同一个离心机，将创新活力吸入无底洞。

这种对规则的过度沉迷，甚至蔓延到了最为紧迫的国防安全领域。近期欧盟虽然向国防企业提供了价值高达1500亿欧元的贷款，并试图推进联合采购计划，但该计划却附加了大量令人匪夷所思的细则条款。

例如，武器制造商被要求必须保证50%的员工是女性，或者必须遵守严苛的净零排放目标，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限制从美国获取高质量零部件。这些附加条件导致欧盟在应对充满危机的新世界秩序时行动迟缓。

相比之下，类似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样的实体，要比欧盟在永久防务合作框架下制定的繁文缛节高效得多。在经济运转层面，欧盟更热衷于以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方式瓜分现有利益，导致整体经济缺乏扩张动力。

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德国此前甚至在地区冲突中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拒绝相关制裁，不允许飞机飞越其领空，也拒绝批准从前苏联国家向冲突地区转售关键武器。

相反，波兰等东欧国家因为承接了大量转移出去的企业和产业，经济增速反而超过了西欧。除了经济和科技的停滞，欧盟在社会层面正面临着严峻的移民同化难题。

冯德莱恩前不久突然转变立场，公开承认敌对国家正在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鼓励来自萨赫勒地区等发展中国家的人群涌入欧洲。

尽管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宣称自2015年以来减少了进入欧洲的寻求庇护者人数，仅去年就减少了约5万人，但这与实际面临的庞大偷渡基数相比依然是沧海一粟。这种移民结构的深刻变化在英国同样引发了震荡。

脱欧后，原本在英国从事肉类加工、餐饮和建筑行业的波兰年轻人陆续回国，填补这些空缺的变成了来自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劳工。英国方面原本提供屠宰课程的奖学金试图吸引本土年轻人，却无人问津。

这不仅带来了语言沟通的障碍，更引发了关于社会融合的深刻担忧。当年向欧盟开放人员自由流动时，至少吸引的是愿意工作且相对容易融入的欧洲年轻人，而如今欧洲大陆自身却陷入了移民带来的治安与社会撕裂之中，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现状就是直观的例证。

面对欧盟的现状，英国政坛内部却出现了一股试图重新靠拢的逆流。

英国工党内部，如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和伦敦市长萨迪克·汗等人，正在积极游说重新加入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甚至提出接受欧盟的青年流动计划，试图在布鲁塞尔拿到结束卫生与植物卫生检查的协议。

然而，在欧盟深陷过度监管和经济低迷的当下，英国如果再次成为布鲁塞尔规则的接受者，无疑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欧盟内部的政治版图也随着危机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以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和法国国民联盟的玛丽娜·勒庞为代表的右翼力量已经意识到，想要在世界上发挥作用，就必须掌握欧盟这部政治机器。欧洲议会的氛围已截然不同，曾经认为自身体制无懈可击的傲慢正在褪去。

在底层科技竞争中主动退守、内部又面临重重危机的欧盟，正试图通过外部贸易谈判来弥补损失。10月27日至29日，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兰格带队访华，试图敲定中欧贸易框架，甚至有意重启被搁置多年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

欧盟的意图十分明显，希望将旧协定中对其有利的市场开放条款直接平移到新框架下，为欧洲企业谋取更多在华市场准入便利。然而，这种谈判姿态充满了矛盾。

欧盟一方面想要获取中国庞大的市场红利，另一方面却持续在技术和贸易上设置壁垒。欧盟不仅拒绝在高端精密设备和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上做出对等让步，还计划从2026年12月1日起将中国混动车型的年度进口上限卡在35万辆。

在缺乏双向诚意、且中国本土产业链已高度成熟的今天，欧洲这种既想在科技赛道上妥协退让，又想在贸易谈判中单方面索取超额收益的策略，显然难以适应当前的全球博弈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