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5日，科米自治共和国的乌赫塔-伯朝拉劳改营，气温为零下42度，
凌晨四点，天尚未放亮，铁丝网上的霜花如同碎玻璃般闪烁着，
叶莲娜·戈利岑娜蹲在食堂外墙的黑色木邮筒旁，将信往窄缝里塞，
信封上未写寄件人，仅写了收信人地址：莫斯科阿尔巴特街29号四楼左边的门，
墨水在最后一刻冻住，她哈出一口气后，笔尖才勉强写完：“告诉妈妈，我还活着。
手指蓦地粘在信封上，撕下一层皮，血珠随即化作红色冰粒，
她未觉疼痛，只闻自身心跳，恰似有人于胸腔内敲墙一般。
二、莫斯科大学档案室所保存的教职卡上面记载着：叶莲娜·戈利岑娜，生于1910年，1938年取得副博士学位，主要讲授普希金。
1941年10月21日，她于讲堂引用《青铜骑士》中“我爱你彼得大帝的创举”
三天后，被学生举报“煽动崇拜沙皇”，
审讯记录存于莫斯科州国安局，案卷编号为П-41826，共计5页，第5页带有蓝章：
“社会危险分子，五年，不可收包裹。”
列车往北开了二十一天，
车厢之中有一个女孩，她怀中抱着一只布娃娃，那布娃娃的眼睛被抠掉了，只剩下两个黑洞洞的所在，
女孩将娃娃递给她，道：“你帮我抱着，我冷”
那晚女孩离世，其身体如同拖木柴一般被拖出，
她把娃娃留在身边，给它起名“阿霞”
后来，“阿霞”成了她信里的署名，
劳改营里的信，每月限写一封，限五十词，
她学会了用雪水化开墨水，用针尖蘸着写，
学会了把字缩成米粒大，一行挤二十个词，
在“我们生活得很好”后面学会了用针戳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孔，
那是“救命”的暗号，只有母亲懂，
三、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8131卷宗，存有记录：
1942年，伯朝拉营区共收到4632封信，实际寄出的仅有2141封，退回的比例为53%，
退回原因前三名，
1.“收件人拒收”
2.“地址不详”
3.“内容不合规”
邮筒是由木头制成的，被钉在食堂外面的墙上，且被漆成了黑色，锁已经生锈损坏了，
每次投信，她都要提前一小时排队，
队伍里有人把信举在胸口，像举圣像，
有人把信藏在面包里，怕搜身，
有人写完又撕，撕完又写，最后空手回去，
轮到她时，她先把信封贴在脸上，停一秒，
像贴一下远方尚未冷却的皮肤，
1943年1月，邮筒被雪压垮，
营方懒得修，干脆取消“通信日”，
她第一次哭，是在雪地里刨那堆碎木片，
像刨一具没人认领的小尸体，
旁边一个乌克兰老太递给她一块锡片，说，
以这个来刻字，之后埋于铁路旁边，或许有人能够看见”
她刻了三行，
“叶莲娜·戈利岑娜
1941.10.被捕
我还活着”
四、在《古拉格经济》中历史学家奥列格·赫列夫纽克如此写道：
劳改营里，通信权是较为廉价的维稳工具，同时也是颇为有效的惩罚手段”
因家信被扣留，囚犯的死亡率提升了12%—
不是饿死，是“失去时间坐标”的猝死，
在斯大林时代的通信里，
“我还活着”是最危险的四个字——
它暗示了“我可能会死”，
更暗示了“有人让我活成这个样子”，
于是，系统学会了删除，
删除姓名、删除地名、删除情绪、删除求救，
只留下“这里一切都好”，
像留下一具被漂白过的骨骼，
连眼泪的盐分都被冲走。
五、1956年9月，她回到莫斯科，
母亲早已去世，公寓被分配给三户人家，
她在门缝下找到一封旧信——
是她1942年写的那封，
信封上盖着退件章，
“收件人拒收”，
她站在走廊里，把信贴在胸口，
像贴在零下四十度的邮筒旁，
这一次，她没有哭，
只是轻轻说了一句，
“原来你收到了。”
结尾，今天，我们随手打出“在呢”，
一秒就能送达，
可我们是否还记得，
有人曾为三个字，
等过整个冬天，
当战争与体制合谋，
“活着”竟成为最奢侈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