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作品：《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美]J.D.塞林格著，丁骏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10月)

“抬高房梁，木匠们。新郎如阿瑞斯般走来，身量盖过大高个儿”。格拉斯家的孩子们自幼都喜爱女诗人萨福的这句诗，这跟老大西摩在诗歌上的品味对他们的影响不无关系。诗句贵气，用战神阿瑞斯的形象赋予新郎一份豪迈的庄严。庄严中透着对神性凝视、打量的敬畏，独特的昭示出智识超群的凡人犹如“半神”的力量。

那样的力量在巴蒂的讲述下有着不被常人理解的标记，或者又被称为疑问。西摩究竟是疯子还是智者。因为感到幸福，便推迟同未婚妻的婚礼。要等他的幸福感不那么强烈了，才会正式结婚。面对一场推迟了的婚礼，来宾们没人能理解幸福的狂喜所蕴含的禅意。既然结婚是为了缔结幸福，当它过早地来到，沉浸在提前而至的幸福里所获得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结婚本身。

这便是智者对内容的追寻不受形式所拘的真谛。“他只看他应看之物，至于不必看者一概不屑之”。常人往往把其当作随性式的散漫，却不知这正是智者的专注。“了然精华所在，故抛平常细节于脑后”。在对内容的追寻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次要的、外在的特征大可不必全然在意。

巴蒂不认为西摩是疯子，需要去看心理医生。西摩只是专注地活在个人世界里的智者。从巴蒂的讲述里，这个智者有着对自由安静的尊崇。自由即是简单诚实，有如此认识的人，他便是“真实的一切”。巴蒂的赞语平白、朴实，却像战斗檄文般直击灵魂。他讲述西摩的过去，一个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他不奢望人人都能理解，他只愿问心无愧地讲出西摩自由不羁的精神漫游。

当先知与傻瓜在西摩身上交替呈现，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的呻吟让西摩继承了所有作家、艺术家关于痛苦的通病。一个拥有神圣的人类良心的人，必将死于良心的强光。巴蒂一边讲述他所知道的西摩，一边亲手掘出西摩痛苦的源头。那不是能用逻辑的方式来定义的痛苦，发现它靠的是心灵与自由的接近。

接近痛苦的源头，必先迎头撞上人为的干扰，那些打上引号的标签，从来并且一直都是常人眼里循规蹈矩的结论——“神秘主义者”、“精神不稳定的那一位”。拨开密布眼前的荆棘，“他是我们蓝条纹的独角兽，我们燃烧着的双透镜镜片，我们的天才咨询师，抑或便携式良心，我们的压舱人，我们唯一的大诗人”，这才是西摩，带着这些经典标记蒙受神启之人。

巴蒂的讲述客观、公正，洋溢着难以掩饰的热情。从西摩内在的精神意志到他的仪容着装，毫不溢美掩恶地和盘托出。西摩，格拉斯家族七个孩子里最具天才气质的男孩，以他绝佳的语言天赋成为家里的中心。天赋主导了西摩对诗歌的热爱，而性格底色里的那份安静让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诗和日本诗。中日两国古典诗词简单明了的倾诉契合了神秘的禅机，从中所获得的“愉悦、豁然、顿悟”正是禅意的美好体现。巴蒂称它为诗艺，当它在西摩身上愈加成熟，彼时的西摩年仅八岁。

随着诗艺的成熟，诗人的使命感不召自来。对自己所写的东西负责，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诗人最大的满足。西摩满足于他找到了一种适合他的诗体——俳句，“一字一血般苦吟”。诗即生活，西摩欣慰地做到了极致。他在诗中抒写几个世纪前的人世，就像他亲身所历般生动。其中的“沧桑起伏”蕴含了天才神秘的创造性，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巴蒂在褒扬中预想，西摩在诗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当西摩被重新发现，他的生活细节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会大过对他诗歌的追捧。显而易见，巴蒂藉此在他的讲述中做出了一个重大转折。拥有“或伟大或优秀的艺术作品而出名的艺术家及诗人”，他的生活细节总会给人“一种特别的鼓舞”。“鼓舞”不是危言耸听，它所对应的便是祈盼上帝对孤独者的怜悯。“有创造力的人拥有种种身不由己的弱点”，那些弱点里的“自杀”一项，“让自杀的诗人或者艺术家总是获得大量热烈的关注”。

自杀的西摩，生前是个难以言说的巨人。他对巴蒂的短篇小说的评论闪耀着一针见血的洞见。洞见巴蒂笔下的平庸和做作的感伤基调，却没有跟着心的轨迹前行。“你写时全神贯注了吗？你写到呕心沥血了吗？”西摩的质问不啻于对天才的反证。巴蒂暗藏机锋的讲述塑就了西摩犹如阿瑞斯般高大的身量。

以上这些详述了西摩内在的本质。至于他滑稽的长相，中规中矩的着装，热爱运动却在运动场上并不出彩的表现，尽可纳入次要的、外在的特征范畴不必在意。在意的应该像九方皋相马，从“精神机制”出发，对千里马慧眼相识，而不去管牝牡骊黄的表面现象。西摩推迟婚礼，得不到常人的理解，那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释通的。“精神机制”同禅意一脉相通，理解了自由气息的可贵，便认识到巴蒂对西摩的回顾，重在阐释追寻内容、不拘泥于形式让生命中的禅意大放异彩。

2026.6.8

——文中图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