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十日，哈尔滨。

春天的暖意尚未到来，报纸上的头条倒是先热了起来。

“李兆麟因与有夫之妇有染遭情杀”

这十几个字，要了人命还不算，更要将死了的人再钉在耻辱柱上。

报上的文章，自然是“据可靠消息”“知情人透露”，绘声绘色，如目亲睹。

那位使关东军闻风丧胆的将军，一夜间便成了沉溺私情的登徒浪子。

于是街头巷尾，茶馆酒肆，便都有了谈资。

有人摇头叹道：“英雄难过美人关啊！”

也有人愤然拍案：“这定是政治阴谋！”

……

真相究竟如何？倒似乎无人关心了。便是有，也被这纷纷的议论盖过了。毕竟，这世上原是只须有“新闻”，而不须有“真相”的。

三月九日。水道街九号。李兆麟的遗体便是在那里被发现的。

现场是精心布置过的：衣衫凌乱，陈设暧昧，还留着些“证据”——自然都是刻意为之。

军统的特务们算得极准，他们算准了人性的弱点；这弱点的名字，就叫“看客”。

有什么比桃色新闻更能毁掉一个英雄的呢？又有什么比“情杀”二字更能遮掩政治暗杀的真相呢？

这谋杀，要害的岂止一条性命，他们赌上的，是整个时代的道德评判。

然而这道德，原本也就未必可靠；这评判，大约也总要归于“莫谈国是”的沉默里罢了。

要明白这场暗杀的分量，不能不回到那个年月去。

一九一〇年，李兆麟生在辽宁辽阳的一个农家，穷得很。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柳条湖的一声爆炸，将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炸进了抗日的队伍里。

此后便加入了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又协助赵尚志在珠河县建立了根据地，后来又有了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

于是，松花江畔的密林，竟成了关东军所谓的“难处”——他们自然不肯说是“噩梦”的，因为一说便显得怯懦了。

然而这些，现在怕已很少有人记得。英雄的功业，原不及流言传得久远。就算是知道，大约也都是略知道。

十四年抗战，李兆麟的第三路军在黑龙江打了四百多次仗，攻克城镇数座，歼敌数千。

日本人自然要称他为“满洲毒瘤”，把名字写在通缉令榜首，赏金一涨再涨。

东北的冬天极冷，第三路军缺衣少食，便啃树皮，吞雪块，枪却始终没有放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对日宣战，李兆麟率部配合着光复了哈尔滨、齐齐哈尔。

胜利以后，他做了滨江省副省长，一九四六年一月又去和国民党谈判。

在那时复杂的博弈里，他总说要和平，要民主，这便自然成了国民党眼中的钉子。

这颗钉子，军统局是早就想拔去的了。

戴笠亲自部署，派了个心腹张渤生到哈尔滨，建了个“滨江本组”，头号目标便是李兆麟。

一九四五年的秋冬，暗杀计划便如鬼魅般来了几回。

十月，一场宴会上，特务在他酒杯边沿抹了毒药，却被随行的警卫员觉察，借故摔碎了杯子。

十一月，又一场宴会，特务要直接绑架，恰好有苏军士兵路过，计划便流产了。

十二月八日，他们竟错把哈尔滨日报社总务部长李钧当作目标，当街刺杀了。

这是一场误杀。然而在那个年月，误杀与正杀，原也没有什么分别，特务们更不会在意。

张渤生自然是不甘心的，便又设计了三套方案：一是路上伏击，但李兆麟有专车且警卫严密；二是制造车祸，可他的行车路线从不固定；三是闯入中苏友好协会暗杀，化名葛新民的特务刚摸到大门，便被苏军巡逻队抓了去。

他甚至想在公开场合制造断电，趁黑下手，李兆麟却在黑暗中保持着警觉，又逃过一劫。

屡败屡战之后，张渤生自己反倒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被苏军秘密逮捕，押往苏联去了。

但他布下的毒网，却并没有因此就收拢。

接替他的是军统少将余秀豪，这人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出来的，手段自然更狠些。

他提出一个原则：不用枪，改用毒。氰化钾，这东西只消微量便要人命，混进浓茶里，略有些苦，也不大容易察觉。

余秀豪的计划倒也周密：毒死了便罢，若不死，埋伏的特务再冲出去补刀；倘若当场毙命，就伪造现场，造些桃色新闻。

这计划的关键，是一个叫孙格龄的女人。

这名字，现在听来自然有些陌生了。

她是中俄混血儿，父亲在山东与俄国做边境贸易，家境倒还好。

中学毕业后便被军统收了去，做了特务，俄语是精通的，容貌更不用说。

余秀豪为她伪造了个身份：抗联烈士孙彪的闺女，叫“柳芭”。

孙彪是李兆麟的警卫连长，救过他的命，有一个俄罗斯遗孀。

这身份的选择，自然是算计过的，既是烈士之后，又有救命之恩，只要演得像，大约便能打动那位将军。

渗透工作是缓慢的，但也有效。孙格龄先在哈尔滨市长杨绰庵身边做秘书，兼俄语翻译，有意无意地，显出对当局的不满来——这便是有“进步思想”了。

她又向人提起，自己的父亲叫孙彪，是抗联的连长。这消息传到李兆麟耳中，他大为震动，便立刻约见了这位“救命恩人的女儿”。

见了面，孙格龄便含着泪，讲那些编造的往事，细节倒也很逼真。她说起父亲牺牲时的情景，说起母亲临终的嘱托，说起对李叔叔的敬仰。李兆麟——这位在战场上杀伐果敢的将军，竟也红了眼眶。

他没有怀疑，在那个年月，失散的革命家庭太多了，未曾相见的后代也太多了。

他把孙格龄当作亲人，又发展为“秘密工作者”，让她提供国民党方面的情报。

孙格龄倒也提供了一些，不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大约经过筛选，用来巩固信任罢了。

这场骗局便如同一张细密的网，将李兆麟慢慢缠绕了起来。

一九四六年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哈尔滨的庆祝大会，气氛很热烈。

李兆麟在台上讲话，呼吁妇女解放，和平建国。台下的孙格龄看着，目光灼灼。她知道，时机到了。

大会后，她便找到李兆麟，神情凝重地说：“李叔叔，我得到重要情报，事关机密，只能单独向您汇报。”

李兆麟没有多想，便约了次日下午的会面。

三月九日清晨，李兆麟向夫人金伯文说了行程，也向哈尔滨市委报了备。

但那天配车坏了，他出于对孙格龄的信任，再加上距离较近，便让警卫员留下来维修，自己孤身一人走进了水道街九号——孙格龄的住所。

孙格龄热情地将他迎进客厅，伸手要帮他挂大衣。这个动作看似礼貌，实则是为了收缴他可能藏在身上的手枪。外套被锁进衣柜，李兆麟坐在沙发上，孙格龄端来一杯热气腾腾的红茶。

氰化钾已经溶解在茶水中，微苦的味道被茶叶完美掩盖。她笑容甜美：“李叔叔，您先喝茶暖暖身子，我这就去拿情报。”

李兆麟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几秒钟后，剧毒发作。他猛地站起，双手扼住喉咙，脸色瞬间发紫，身体剧烈抽搐，撞翻了茶几。

埋伏在厨房的三名特务闻声冲出，为首者手持匕首，狠狠刺向他的胸膛。一刀，两刀，三刀……鲜血染红了沙发，染红了地板。

这位将军，在枪林弹雨中不曾损过一根毫毛，竟死在阴谋与背叛之下了。他至死眼睛都还圆睁着，大约是不肯相信这残酷的真相。

特务们迅速行动，扯乱他的衣衫，将遗体摆成不堪的样子，又留下些“情书”与“定情信物”，然后拍拍手，从容地走了。

几分钟后，孙格龄也离开了现场，从此销声匿迹。

李兆麟的遗体被发现后，这起案件迅速被定性为“桃色事件”。

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大肆渲染，将李兆麟的死描绘成因私情被杀的惨剧。

传单在街头散发，细节“生动”得令人咋舌。

然而真相也总不会永远埋着，李兆麟的夫人知道，市委也知道——这会见原是有报备的，并非私通。现场的那些痕迹，做得也未免太刻意。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哈尔滨一解放，市公安局便下了命令，查起这案子来。

真相这才一点一点的露出来：张渤生的特务网，余秀豪的毒计，孙格龄的渗透，还有那氰化钾——每一节都教人脊梁发冷。

但那余秀豪和孙格龄，却早已逃跑，无踪无影了。

案子是破了，但影响还在着。那条“桃色新闻”，像毒似的在一些人心里酿着。

官方固然澄清过，档案里也铁证如山，可谣言还是消不去。人大约总爱信些丑闻秘闻的，平淡的真相，有谁要看？

今天再来回望这段历史，大家倒看得明白些了。

特务的狠，不在杀人，还在杀人之后，再毁掉你的名声。

谣言这东西，比刀枪更省事，也更能抓住人心里的短处。

李兆麟的死，让人知道真相原是要一层层剥开才能见的。

那些造谣言的，自以为得计，其实不过是把自己的嘴脸露得更明白罢了。

而李兆麟将军，他的名字还在，东北的百姓也还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