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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把我调去信访办背锅,我接手的第一个积案缠访户,十年上访无人敢碰,到我走时却和我成了忘年交

镇长把我调去信访办背锅,我接手的第一个积案缠访户,十年上访无人敢碰,到我走时却和我成了忘年交瑷江市鹿鸣镇信访办,一间漏雨

镇长把我调去信访办背锅,我接手的第一个积案缠访户,十年上访无人敢碰,到我走时却和我成了忘年交

瑷江市鹿鸣镇信访办,一间漏雨的办公室,桌上摞着三尺高的积案卷宗。

我叫周牧,在鹿鸣镇综合治理办干了四年,镇长田维邦一纸调令把我踢到这里——因为上面要追责十年积案,需要一个背锅的。

我接手的第一个案子,缠访户老冯,全镇干部听到名字都躲,十年告状、逢会必堵、三任镇长都拿他没辙。

可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老冯主动撤了诉,走的那天在镇政府门口拉着我的手,哭得像个孩子。

01

田维邦找我谈话那天,我正在整理综合治理办的年终考核材料。

四年了,年年优秀,今年副主任竞聘我是唯一报名的。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茶杯盖子一掀一合,笑呵呵地说:「小周啊,市里最近抓信访积案清理,咱们镇信访办人手不够,需要年轻同志去充实力量。组织上考虑了一圈,觉得你最合适。」

我当时就明白了。

信访办上一任主任老赵,干了两年,背了个处分,调去了畜牧站。

再上一任,提前退休的。

这个岗位就是个坑,进去一个埋一个。

我说:「田镇长,综合治理办这边年终考核还没——」

他摆摆手:「考核的事有人接,你下周一去信访办报到。」

语气还是笑呵呵的,但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回到办公室,同事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有个关系不错的兄弟悄悄跟我说:「你是不是得罪田维邦了?」

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来。

后来才听说,市里年初就给鹿鸣镇下了通知,要求年底前清理信访积案,清不掉要追责。

田维邦需要一个人坐在信访办,年底清不掉的时候,处分落在这个人头上,跟他没关系。

我就是那个人。

下周一去信访办报到,推开门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办公室天花板有一块水渍,墙皮都鼓起来了,一看就是漏雨漏了很久没人修。

桌上两台电脑,一台开不了机,另一台开机要五分钟。

打印机没有,说是半年前坏了,一直没批经费换。

办公室就一个人,老刘,五十三岁,再过两年退休,每天泡杯茶看报纸,等下班。

他看我进来,把老花镜摘下来,上下打量我一眼。

「你就是新来的小周?」

我点头。

他从抽屉里翻出一包烟扔给我,叹了口气:「兄弟,这地方就是流放地,你别较真,熬到年底想办法调走。能调就调,调不了……反正别把自己搭进去。」

02

老刘第二天就把一个卷宗扔到我桌上。

牛皮纸封面上写着三个字——冯德厚。

「镇里头号缠访户,十年了,逢会必堵,逢领导必拦。」老刘靠在椅背上,语气像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故事,「三任镇长都没搞定,上面每次来检查,这个名字都排第一。你既然来了,这案子归你。」

我翻开卷宗。

冯德厚,六十七岁,白鹿村村民,2014年开始上访。

诉求写得很清楚:他家三亩承包地被占了,要求确权归还并赔偿损失。

三亩地,搁农村不算小数目了,是一家人吃饭的根。

往后翻,是十年来的处理记录。

2015年,「经协调,双方已达成初步意见。」

2016年,「已化解。」

2017年,「已安排属地跟进。」

2019年,「已协调,当事人情绪稳定。」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换了五六种说法,意思就一个——拖。

没有一次写清楚到底怎么协调的,跟谁协调的,结果是什么。

我又翻了翻,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2014年之前的材料几乎是空白的,按理说承包地被占应该有个起因,有审批手续、有协议什么的,但卷宗里全没有。

我问老刘:「2014年以前的材料呢?」

老刘头都没抬:「不知道,可能没归档,也可能丢了。你别往深了翻,没意义。」

03

第一次去老冯家,是个下午。

白鹿村离镇上骑电动车二十分钟,村道窄,两边是稻田。

老冯家在村尾,一个老旧的砖瓦房,院墙上还能看到早年刷的标语,字迹模糊了。

我敲门的时候,一条土狗先冲出来叫。

然后是老冯的声音,隔着铁栅栏门,沙哑、暴躁:「谁?」

「冯师傅,我是镇信访办的,姓周——」

话没说完,门里面就炸了。

「又来糊弄老子?你们镇政府的人我见多了!一个个嘴上说得好听,屁事不办!滚!」

我站在门外,被骂了整整五分钟。

什么难听的话都有,从镇政府骂到村委会,从田维邦骂到老赵,连我这个没见过面的新人也捎带上了。

我没走,等他骂完了,我说:「冯师傅,我看了你的卷宗,有些情况我想跟你核实一下。」

「核实?哈!」铁门里传来一声冷笑,「核实完你们又写个'已化解'糊上去是不是?十年了,我听够了!」

门始终没开。

我把带来的一盒茶叶放在门口台阶上,骑电动车回了镇上。

第二次去,隔了三天。

这回老冯连骂都懒得骂了,我在门外说了几句话,屋里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又说了几句,门突然开了一条缝,一盆水泼了出来。

洗脚水,温的,带着一股味。

水泼在我裤腿上,鞋也湿了。

我低头看了看,没说话,把裤腿抖了抖,蹲下来把那盒茶叶又摆正了——上次放的那盒还在原位,没动过。

第三次去,他开了一个窗户的缝,朝外面看了我一眼。

我说:「冯师傅,我不是来劝你别告了,我是来听你说的。」

他哼了一声,把窗户关了。

第四次,隔了快一周。

这回他没骂我,也没泼水,隔着门说了句话:「你要真想管,先把2014年那份协调纪要给我找出来。」

我说好。

回到镇上,我去档案室找那份纪要。

翻了一个下午,没找到。

档案室管理员说:「那年的信访档案不全,有些可能在搬办公室的时候弄丢了。」

我不信。

信访档案按规定要专柜保管,怎么会搬个办公室就丢了?

我开始自己一份份地翻老冯案相关的所有材料,档案室里的、信访办留底的、村委会存档的,能找到的全找。

结果发现,不止2014年那份纪要,好几份关键材料都不见了。

而这些材料缺失的时间节点,全部集中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

那正好是田维邦从副镇长升镇长的时候。

04

田维邦叫我去他办公室是在一个下午。

他的办公室在二楼朝南,宽敞明亮,跟我那个漏雨的信访办是两个世界。

他给我倒了杯茶,态度比调我岗那天还和蔼。

「小周啊,听说你最近往白鹿村跑得挺勤?」

我说:「冯德厚的案子,我在了解情况。」

他点点头,把茶杯往我面前推了推:「了解情况是对的,但有个度。老冯这个人你也看到了,缠访户,十年了谁都搞不定。你一个新来的,没必要把自己陷进去。」

顿了一下,他看着我,语气变了:「你的任务是维稳,不是翻旧账。市里要的是信访量降下来,不是把旧事翻出来搞得更大。年底考核如果信访指标没完成,你自己想想后果。」

最后那句话已经不是提醒了,是警告。

我说:「田镇长,我明白。」

回到信访办,我把门关上,继续整理材料。

老刘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说了一句:「小周,悠着点。」

第五次上门去老冯家,我带了一个文件袋,里面是我能找到的所有相关材料的复印件。

不多,但比卷宗里那些车轱辘话实在得多。

这次我没敲门,就站在院子外面,扬了扬手里的文件袋:「冯师傅,我把能找到的材料都带来了,有些东西对不上,想跟你碰一碰。」

屋里安静了很久。

然后门开了。

不是开个缝,是整扇门都打开了。

老冯站在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上下打量了我几秒。

他瘦了,比我想象中瘦。六十七岁的人,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

「进来吧。」他转身往屋里走,丢下一句,「茶没有,白开水。」

屋里收拾得不算干净,但有一个地方很整齐——堂屋角落里放着一个老式木头柜子,上面摆着一个塑料编织袋。

老冯把塑料袋搬到桌上,拉开拉链,里面全是材料。

上访信、收据、照片、土地承包证的复印件、村委会的通知、各级信访部门的回执单。

十年攒下来的,一份一份叠得整整齐齐,有的纸都发黄了,边角磨毛了,但内容清清楚楚。

他把东西铺在桌上,看着我:「你是第一个问我要材料的。」

他点了根烟,手指有点抖。

「以前那些人来,就一句话——老冯你别闹了,闹也没用。没有一个人问过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下午我在老冯家待了三个多小时。

他把十年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2013年,他家三亩承包地被以什么名义征用的,当时村里怎么通知的,他不同意之后发生了什么。

有些细节他记得很清楚,有些地方有点模糊了,毕竟十年了。

但有一点他反复强调:当时没有经过他签字同意,地就没了。

我一边听一边记,把他的材料和我带来的对了一遍。

果然,他手里有几份东西是档案室里找不到的,时间节点能对上。

从那以后,我隔三五天就去老冯家一趟,每次带着新的问题去,核实完了再回来整理。

老冯也不再骂我了,虽然话还是不多,但起码给我倒白开水了。

有一回我走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突然说了一句:「小周,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说:「冯师傅,不管一样不一样,事情总得有人管。」

他没接话,但我能看出来,他眼眶红了一下。

田维邦那边,很快知道了我在频繁跑白鹿村。

镇务会上,他没点我的名,但谁都听得出来在说谁:「有些同志工作热情是好的,但方向搞偏了。跟缠访户走得太近,这个立场有没有问题?信访工作是做群众工作,不是跟上访户交朋友。」

会后有人跟我说,田维邦私下跟别人讲:「周牧这个人不听招呼,早晚要出事。」

很快,信访办的日常经费被砍了。

理由是「全镇经费统筹调整」,但只有信访办被砍了一半。

打印材料得自己去外面打印店,交通费不给报了。

紧接着,老刘被调走了。

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老刘年纪大了,照顾一下,调去后勤。」

老刘走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信访办就剩我一个人了。

镇里其他科室的人开始躲着我,以前一起吃饭的兄弟也不怎么约我了。

有一次在食堂打饭,一个同事端着盘子从我对面坐过来,看了我一眼,又端着盘子走了。

谁都怕被连累。

05

田维邦在全镇工作会议上宣布信访办调整的事,我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收到。

那天上午开会,全镇干部都到了。

田维邦坐在主席台正中间,两边是副镇长和纪委书记。

他讲了半个小时的年度工作总结,然后话锋一转:「下面说一下信访工作。」

他拿起一份文件念:「经镇党委研究决定,信访办并入综合治理办,不再单设。相关人员另行安排。」

"相关人员"就是我。

他念完文件,放下纸,摘下眼镜擦了擦,语气变得语重心长:「信访工作很重要,但要创新思路,不能被个别缠访户牵着鼻子走。有些老案子,十年都解决不了,是有原因的。我们的干部不能陷在里面出不来,要学会抓大放小。」

话里话外,就是说我这三个月白干了。

底下有人偷偷看我,我坐在角落里,没什么表情。

田维邦正要继续讲下一项议程,会议室的门突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

全场的人都转头看。

老冯站在门口。

六十七岁的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手里捧着一个红色的东西,叠得方方正正。

整个会议室一瞬间安静了。

所有人都绷紧了——老冯这个名字在鹿鸣镇就是个炸弹,他出现在任何公开场合都意味着麻烦。

有人下意识站起来想拦,但老冯没吵也没闹,步子很稳,一步步走到主席台前面。

他把手里那个红色的东西放在桌上,慢慢展开。

是一面锦旗。

大红绒布,金黄色的字,写着——「感谢鹿鸣镇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

全场愣住了。

紧接着,有人松了一口气,开始小声议论。

田维邦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脸上浮出一个笑容,微微点头,正准备开口说点场面话。

老冯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

「田镇长,先别急。」

他用手指了指那面锦旗。

「里头夹着个东西,你打开看看。」

田维邦笑容没收住,伸手翻了一下锦旗。

红色绒布里掉出一个牛皮纸信封,落在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

他拿起来,拆开封口,抽出里面的材料。

翻了第一页,他的笑容没了。

翻了第二页,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干净了。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他的手开始抖。

全场鸦雀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