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韩国最高法院就二战强征劳工遗属诉日本制铁索赔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裁定，判令日企向原告支付1亿韩元（约合48万元人民币）赔偿金。这一结果不仅为个案画上句点，更在日韩历史遗留争议的法理交锋中，再次明确对受害个体权利的捍卫，掀起两国历史追责议题的新波澜，也让二战殖民劳工维权的全球关注度再攀高峰。
该案的诉讼历程，堪称日韩历史赔偿争议司法博弈的浓缩写照，全程充满曲折博弈与正义坚守。2019年4月，韩国籍二战强征劳工郑某的遗属正式对日企发难，将日本制铁告上法庭——郑某当年被强征赴日后，在日方工厂从事高强度苦力劳动，最终积劳成疾客死异乡，家属数十年间始终未放弃为亲人讨回公道。然而2021年9月的一审，却以“赔偿请求权已过法定时效”为由驳回原告诉求，一审法院片面套用常规民事案件时效规则，忽视历史侵权事件的特殊性，让这场维权之路初遇重创，也引发韩国民众对司法公正的热议。直至2024年8月，二审法院援引韩国高院2018年同类案件核心判例，打破常规时效桎梏，明确历史强征劳工侵权属于特殊侵权范畴，诉讼时效应结合历史背景、受害者维权难度重新判定，最终认定案件未过法定诉讼期限，果断推翻一审败诉结果，判令日本制铁赔付1亿韩元，为受害者家属带来曙光；如今终审判决落地，更是用最高司法权威敲定正义结果，彻底击碎日企拖延避责的企图。
回溯那段浸满血泪的伤痛史，这场赔偿纠纷的根源早已深埋在殖民统治的黑暗过往中。1910年，日本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朝鲜半岛，开启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二战期间，为支撑本土军工生产、矿山开发等战时经济需求，日方更是撕下伪装，以暴力胁迫、欺骗诱导、强制抓捕等极端手段，强征超200万韩国民众赴日及东南亚殖民地从事苦力劳动。这些劳工被投入矿山井下、军工厂房、军事防御工程等高危场景，每天需承担12小时以上高强度劳动，却仅能获得勉强果腹的食物，遭受打骂、虐待更是家常便饭，伤病、过劳致死的情况频发，据史料记载，仅在日本本土，就有超10万韩国强征劳工客死他乡，尸骨多被随意丢弃，连基本的安葬待遇都无法享有。郑某的遭遇正是万千受害家庭苦难的真实写照，他被强征时年仅22岁，在日本制铁前身企业的矿山劳作3年，因长期营养不良、矿难受伤，25岁便病逝，至死未能踏上故土，这段黑暗过往早已成为韩国民众心中代代相传的伤痛记忆，也成为日韩双边关系中难以跨越的历史鸿沟。
长期以来，韩国受害劳工及遗属的维权之路从未停歇，从街头抗议到法庭诉讼，数十年间累计发起超百起对日索赔案件，可日方的态度始终强硬回避，甚至试图篡改历史、淡化罪责。日本政府与涉事企业始终将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当作“免责挡箭牌”，宣称该协定签署时，日本向韩国支付3亿美元“经济合作资金”，已在政府层面彻底解决战后所有索赔问题，个人无权再单独向企业主张赔偿。但事实上，这笔资金多被当时韩国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受害劳工及家属几乎未获得任何补偿，日方却以此为由，漠视受害者数十年的伤痛与诉求，甚至在教科书、官方表态中淡化强征劳工的强制属性，将其歪曲为“自愿劳务输出”，这种回避历史、推卸责任的姿态，不仅加深了韩国民众的不满，也让日韩两国的历史心结不断加剧，双边关系多次因同类争议陷入低谷。
但韩国司法体系的一系列判决，正逐步击碎日方的借口壁垒，为历史正义筑牢法理支撑。2018年10月，韩国高院就曾作出里程碑式裁定，判处当时的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2019年与日本制铁合并，现为日本制铁核心业务板块），向4名韩国籍二战强征劳工各赔付1亿韩元。更关键的是，法院在判决中明确界定《韩日请求权协定》的适用边界——该协定仅约束韩日两国政府间的权利义务，核心是解决两国层面的战后财产、债务纠纷，绝不能凌驾于个体合法权益之上，更不能剥夺受害劳工因遭受人身侵权而享有的个人索赔权，这一判决不仅为后续同类案件筑牢法理基础，更获得国际法学界多数认可，让日方的免责说辞彻底失去司法支撑。此后数年间，韩国各级法院依据该法理，先后对十余家日企涉强征劳工案作出赔偿判决，累计判赔金额超15亿韩元，逐步推动历史追责落地。
此次郑某遗属案的终审判决，既是对2018年司法精神的坚定延续，更是对历史正义的硬核守护。从金额来看，1亿韩元或许难以完全抵消受害者家庭数十年的精神创伤与权益损失，却承载着司法对二战殖民侵权行为的明确否定，彰显着对受害个体权利的绝对尊重，更向国际社会传递出“历史罪责不容回避”的鲜明态度。对日本而言，这一判决更是一记沉重警示：历史罪责从不会因时间流逝、政权更迭而消解，回避、推诿、篡改历史的行为，终究无法对抗司法公正与人类良知，唯有正视殖民侵略的黑暗过往，主动承认罪责、向受害群体诚恳道歉、足额赔偿，直面受害者的合理诉求，才能真正化解两国历史矛盾，推动双边关系走向理性发展，否则日韩之间的历史鸿沟只会不断加深，难以实现真正的和解。
从更宏观的国际视角来看，该案的判决也为全球历史遗留赔偿争议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国家间的双边协议不能凌驾于个体合法权益之上，司法机关应当突破常规法律规则局限，结合历史背景、侵权特殊性作出公正裁决，为历史受害者撑起维权后盾。当前全球范围内，仍有多个国家存在二战劳工索赔、殖民侵权追责等历史遗留问题，韩国此次判决的核心法理与实践经验，或将为其他国家同类案件提供借鉴，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视历史、敬畏正义、保障个体权益”的共识。而日韩之间的历史赔偿争议，或许不会因这一个案的落幕而彻底终结，后续仍可能有更多受害家庭发起诉讼，但每一次公正的司法裁定，都是在为抚平历史伤痛、厘清历史责任添砖加瓦，也在倒逼相关方正视历史、敬畏正义，让二战殖民侵略的教训被永远铭记，避免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日韩强征劳工索赔案核心法律争议点
1. 诉讼时效界定分歧：日方及一审法院机械套用常规民事案件时效规则，主张劳工遗属索赔权已过法定时效，权利自动失效；韩方二审及最高法院结合历史侵权特殊性，明确强征劳工属于大规模、长期性殖民侵权，受害者维权受历史环境、信息不对称等多重阻碍，需特殊界定时效适用规则，最终认定案件未超时效，推翻一审片面结论。
2. 协定适用范围之争：日方以1965年《韩日请求权协定》为由，称政府层面已通过资金补偿解决所有战后索赔，个人无权再追责；韩高院精准界定协定边界，明确其仅约束韩日两国政府间权利义务，不剥夺劳工个人因人身侵权享有的索赔权，个人向涉事企业主张赔偿的行为不受协定限制，彻底击碎日方免责借口。
3. 企业责任认定博弈：日企试图割裂自身与殖民政府的关联，将强征劳工责任完全推给当年日本殖民当局，否认自身直接侵权与受益事实；韩司法机构依据史料证据与法理，认定涉事日企是强征劳工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核心受益者，全程参与劳工抓捕、管理、压榨流程，需独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该认定成为判决日企赔付的核心法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