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想把博士读完”

2022年11月，王某某收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际研究生全额奖学金（UIPA）录取通知。

这是该校级别最高的博士奖学金之一，覆盖3.5年学费及生活津贴。在很多人看来，这意味着她已经拿到了通往科研道路的重要入场券。

彼时的她并不知道，两年半后，自己会以“学籍终止”的方式离开这所学校。

更没有想到，一场本应由导师主导、学校监管的科研项目失败，最终几乎全部责任都会落在自己身上。

如今，围绕导师管理、科研资源、项目可行性、博士考核与海外高校导师权力边界的问题，一场持续发酵的争议正在浮出水面。

（录取通知，王女士提供）

从“全奖博士”到“终止学籍”

2023年5月，王某某正式进入新南威尔士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某课题组。

她的研究方向涉及：

mRNA递送

纳米生物材料

骨关节炎治疗

基因递送与生物医学转化

按照她的说法，所有研究课题均由导师主导设计与决策，学生主要负责实验执行，并不具备核心科研方向决定权。

然而，真正进入实验室后，问题很快出现。

由于实验室权限审批缓慢，水热釜等关键设备申请耗时长达一到两个月，直到2023年8月底，她才真正开始实验。

而第一个mRNA递送项目，很快被发现存在根本性问题。

根据她保存的实验记录与沟通材料，项目所使用的材料只能吸附mRNA于表面，无法有效保护其免受RNA酶降解。

换句话说：项目在科学原理层面便存在缺陷。

王某某表示，她曾多次申请购置qPCR等关键实验设备，用于验证方案可行性，但相关申请始终未获批准。

她也曾尝试借用其他实验室设备，同样未被允许。

2023年底到2024年中，第一个项目最终被迫终止。

与此同时，与合作单位开展的动物实验和mRNA稳定性实验也相继失败。

“我不是不做实验，而是实验本身已经证明方向存在问题。”

她这样总结那段时间。

（第一个 mRNA 课题，王女士提供）

“科研失败”，为什么由学生单独承担？

在海外高校博士培养体系中，导师通常拥有极高的话语权。

课题设计、资源配置、实验路径、论文方向、考核评价，往往都高度依赖导师。

但当项目失败时，责任该如何划分？

这是王某某不断追问的问题。

她认为，自己所经历的问题，并非单纯的“学生能力不足”，而是科研项目本身存在先天缺陷，加上资源受限、方向反复调整与高压考核共同造成的系统性失控。

根据她提供的时间线，2024年中项目失败后，导师又将研究方向调整为蛋白/mRNA递送治疗骨关节炎。

但新的问题再次出现。

相关生物伦理审批直到她退学前始终未正式获批。

与此同时，她的身体状况也逐渐恶化。

长期高压实验、频繁感染新冠后，她出现肺部不适、乳腺结节、甲状腺问题等情况。回国检查时，医生建议暂停接触有机溶剂并进行休养。

2024年底，她曾申请休学，并获得学校批准。

然而在她看来，真正让师生关系彻底破裂的，是之后的一系列事件。

她称，导师曾私下联系其国内前导师，并在公开会议中称其为“间谍”。

随后，她原本负责的综述课题被转交给其他学生，其工作权限亦被取消，无法进入实验室工作。而针对当事人的不实言论在一定社交范围内广泛传播，已对其个人社会评价造成损害。

（电子邮件，王女士提供）

（禁止准入，王女士提供）

（会议截图，王女士提供）

王某某当时只能通过另外一个食品组的博后留下的纳米乳液课题项目继续完成自己的科研路。该课题也作为她的主要课题完成。

考核规则突然变化

真正的危机出现在2025年。

按照最初录取文件，博士进度考核原则上为每年一次。

但从2025年开始，她称导师单方面提高了考核频率与目标要求。

原本按年度进行的阶段性目标，被调整为每三个月一次；原本三个阶段目标，被扩展至六个。

她认为，这已经远超一般博士培养强度。

更关键的是，相关目标建立在一个尚未稳定推进、资源仍存在缺口的新项目基础上。在这个过程中，该导师一直未给王某某任何学术指导，王某某每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帮助时，该导师一直都是忽略且让她完成纳米乳液课题，而不是让她做她的第三个课题。在一系列的打压下，王某某只能通过实验室的已有试剂和合作方的试剂进行第三个项目的开展。

（第二个课题  纳米乳液课题，王女士提供）

在2025年5月的评审中，评审专家曾对项目目标可行性提出疑问。

但相关考核仍被继续执行。

期间，王某某多次提交：

医疗证明

项目不可行性说明

资源限制记录

沟通邮件

实验失败数据

但她认为，这些因素并未真正进入最终评估体系。

2025年1月与5月，她连续两次收到“不满意”的进度评审结果。

随后，她被启动“说明理由程序（Show Cause Process）”。

这是澳大利亚高校针对博士学业问题的重要程序之一，通常意味着学生已接近被终止学籍。

（电子邮件，王女士提供）

“说明理由程序”中的争议

2025年7月，学校正式发出《要求说明原因函》。

校方要求她在限定时间内提交：

书面解释

改进计划

毕业时间表

否则可能终止学籍。

根据学校公开流程，这类答复通常应由学生独立完成，并与导师、研究生协调员进行沟通。

但王某某表示，在实际过程中，导师深度参与了答复撰写与内容修改。

她称，自己一度被要求在材料中强调：

自身能力不足

进度缓慢

资源有限

并统一解释逻辑。

与此同时，她试图联系研究生协调员寻求独立意见时，也遭到阻止。

最终，为避免错过截止日期，她提交了经过导师修改确认的版本。

然而几个月后，学校正式终止其学籍时，给出的理由却包括：

计划不可行

未充分协商

能力不足

进展不达标

这让她感到极度矛盾。

（NSO回复，王女士提供）

“如果内容是导师全程参与修改的，为什么最后所有责任都变成学生个人的问题？”

她质疑道。

校内申诉失败，外部仲裁仍无结果

2025年10月，王某某正式收到学籍终止通知。

随后，她向校内提交申诉，并附上数百页材料，包括：

时间线

医疗证明

实验记录

邮件往来

项目说明

会议记录

2026年1月，学校正式驳回申诉。

根据回复内容，校方认为：

程序合规

导师无责

资源充足

学生能力不足

学籍终止合理

对此，王某某并不认可。

她认为，学校在回应中回避了核心问题：

一个由导师主导设计、资源审批受限、方向反复调整的项目，为何最终由学生单独承担失败责任？

2026年2月，她向新南威尔士州外部独立机构提交仲裁申请。

截至目前，案件仍未得到最终结论。

（候选人资格终止回应，王女士提供）

导师权力、科研责任与留学生困境

这场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并不仅仅因为一名博士生退学。

它折射出的，是许多海外博士培养体系中长期存在、却很少被公开讨论的问题：

当导师拥有绝对主导权时，学生还能保有多少独立空间？

在很多实验型学科中，学生往往并不掌握：

项目立项权

经费分配权

设备采购权

伦理审批权

课题方向决定权

但在最终考核中，科研结果却高度绑定学生个人。

一旦项目失败，学生往往很难证明：

“失败并非完全由个人能力导致。”

尤其对于国际学生而言：

签证绑定学籍

奖学金依赖导师

语言与制度壁垒明显

维权周期漫长

很多人即使遭遇问题，也往往选择沉默。

（限制美签的申请，王女士提供）

“我只是希望有人认真看见这些问题”

在采访整理材料过程中，王某某反复提到一句话：

“我并不是想制造冲突，我只是想把博士顺利读完。”

她目前的诉求包括：

恢复博士学籍

撤销终止记录

更换导师

补发奖学金

对项目管理与考核机制展开独立调查

同时，她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推动海外高校重新审视：

导师权力边界

科研失败责任划分

国际学生权益保障

博士培养透明机制

截至发稿前，校方尚未公开回应相关争议细节。

而关于这场风波的讨论，仍在继续。

后记

科研本身允许失败。

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

当失败出现时，谁拥有解释权？

谁拥有决定权？

又是谁，承担了全部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