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核心结论：不是完全没有悔恨，但没有那种痛彻骨髓、愿意为江山社稷赎罪式的后悔；他的悔恨，大多是惋惜荣华、哀叹命运，很少反思自己施政的根本过错。再拆开几层逻辑，结合他被俘后的诗文、行为来看：

一、认知上：他很难明白亡国根源是自己

宋徽宗一辈子的思维，有很强的错位：

1. 他始终把天下当成“赵家私产”，同时把治理当成一件麻烦差事。他爱书画、园林、道教，当皇帝对他来说更像一份被迫扛起来的重担，而不是毕生责任。
2. 在他眼里，坏事是别人办坏的：蔡京、童贯、王黼这帮奸臣蒙蔽他；是金兵太强、边将无能、运气不好。

他很少承认：花石纲、大肆敛财、崇道奢靡、联金灭辽的战略失误、军政彻底崩坏，是他本人一次次拍板、纵容出来的。
古代帝王很容易有这种归因习惯：错在臣、错在敌、错在天命，不在自己。章惇那句“端王轻佻”，他一辈子都没有真正听懂。

被俘北去路上、五国城时期，他写过很多伤感的词，最有名《燕山亭·北行见杏花》：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这首词满是悲伤，但悲伤点是怀念皇宫、繁华、帝王享受、故国风物，是一个失去富贵的贵族之悲，不是反思“我荒废朝政，害了万千百姓、葬送大宋”的自责。

二、性格底色：逃避，擅长自我美化、精神麻醉

宋徽宗极度崇信道教，痴迷神仙、天命之说，这个点非常关键：
遇到挫折，他很容易往“天命气数”上归。在他的理解里，王朝兴衰是气运流转、天道定数，不全是人的作为。

- 刚听说金兵逼近汴京，他第一反应不是组织抗敌，而是甩锅退位给宋钦宗，传位跑路，典型逃避；
- 被俘之后，他寄情于写诗、画画、修道祈福，用艺术、道教幻想安抚自己，形成精神缓冲。
他会痛苦、会落泪，但这套精神体系帮他避开“自我审判”：不是我不配做君主，是大宋气数到此为止。

三、处境层面：后期已经麻木，无力承担沉重的“后悔”

到了金国，他和宋钦宗是被反复折辱的俘虏：牵羊礼、被封为侮辱性的“昏德公”，长期软禁，缺衣少食，受尽冷眼。
人长期陷入这种绝望生存状态，会出现心理钝化。
沉重的、对天下万民的愧疚，是一种非常消耗精神的情绪。如果他天天去想千万百姓因为自己流离死亡，精神很容易彻底崩溃。人的自保本能，会让他选择性弱化这份罪责，只怀念自己失去的东西。

四、对比宋钦宗，反差很明显

宋钦宗是临危被硬推上来的，他清楚亡国的重量，长期活在巨大的恐惧、悔恨里，压抑、煎熬，盼着南宋来营救；
宋徽宗不一样，他本来就不爱当皇帝。失去皇位，某种意义上，等于卸掉了那份他本来就不热衷的治国重担，代价是失去荣华自由。
他惋惜的是代价，未必后悔当初坐上这个位置、肆意挥霍国本的选择。

五、补充一个误区：史料里不是完全没有自责

零星书信、诗句里，他偶尔会有“悔”的字句，但是浅尝辄止：
大多只是一句“悔听奸人之言”，落脚点还是被臣子欺骗，不会深挖自己的纵容、奢靡、荒废军政的核心问题。
这种，不算对亡国根源的深刻悔悟。

一句话总结：
他有失国之悲，少有亡国之悔。悲伤失去帝王享乐与故国风光，却始终没能真正认清，是自己的轻佻与放纵，拖垮了北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