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字元海，内迁南匈奴单于后裔，《晋书》载其为南匈奴单于於扶罗之孙，左贤王刘豹之子，“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实际上，根据唐长孺、姚薇元等学者的研究，刘渊及其父亲刘豹应是屠各种匈奴，与於扶罗一系南匈奴的血缘关系为造伪，后世史家又加以杜撰。

太康八年（287年），晋武帝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晋武帝死后，杨骏以外戚身份掌权辅政，又加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封其为汉光乡侯。成都王司马颖掌权后，出镇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为了拉拢刘渊，又上表请求封刘渊为宁朔将军，并统管匈奴五部军事事务。后司马颖为应对东嬴公司马腾、安北将军王浚的军事威胁，争取匈奴五部势力的帮助，又听信刘渊“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的说辞，封刘渊为匈奴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并让刘渊回到匈奴聚居的根据地离石（今山西离石区），调集匈奴五部兵马对抗司马腾和王浚。当时山西境内汉民大多已经南渡，匈奴人势力逐渐壮大，刘渊在回到离石后，于晋永兴元年（304年）八月，接受了右贤王刘宣等所上的“大单于”称号，集合匈奴和杂胡五万余人，定都离石，“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称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

永兴元年（304年）十月，刘渊将都城迁到左国城，在南郊设置祭坛祭天告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即汉王位，定年号为“元熙”，晋人归附者数万。自晋永兴元年（304年）八月至永兴二年（305年）十二月，左国城作为汉国国都，共1年5个月。《大清一统志》载：“左国城在永宁州（今离石区）东北二十余里。”20 世纪80年代，史念海先生通过野外考察发现，左国城方向、里数的实际情况与《大清一统志》记载不符合，左国城遗址应在今离石区北五十里处峪口村一带。

永兴二年（305年），离石发生饥荒，刘渊率百官迁至黎亭（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就食邸阁。《读史方舆纪要》载：“黎亭，在府西南三十五里黎侯岭上。……晋永兴二年，刘渊以离石大饥，徙屯黎亭，就邸阁谷，即此。”邸阁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专用于储存租粮的仓库，刘渊迁都黎亭应是灾荒年间的紧急避险措施，并不代表汉国政治中心完全迁离了离石，刘渊政治中心的变更应是离石—蒲子—平阳。黎亭与离石东西相距四五百里，中间相隔吕梁、太岳二山脉，路途遥远，在当时复杂局势下翻越两条山脉大举迁都难度必然较大，且黎亭位于上党郡壶关附近，远离刘渊此前多年经营的核心地区吕梁山黄土高原一带，大举迁都黎亭实是毫无必要之举。据《晋书》所载，刘渊在离石仍留有太尉刘宏等重臣守卫，甚至命大司农卜豫自黎亭远程运粮供给离石，可见刘渊并未完全放弃离石。此外，从《读史方舆纪要》中“自离石徙都蒲子”的记载来看，在汉国都城系统中蒲子应上承离石而非黎亭，故黎亭则仅仅是刘渊为了就粮而临时迁徙的都城。学界一般也并不将黎亭看作汉国早期都城系统中的一部分，而是将其看作独立于西部各都城之外的次要城池。

刘琨据守晋阳后，刘渊接受侍中刘殷、王育“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枭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的建议，放弃向北扩张，转而率兵进据河东地区，进攻平阳、河东等地，取得一系列胜利，平阳太守宋抽弃郡奔洛阳，河东太守路述战死。刘渊于元熙五年（308年）将都城迁到蒲子（今山西隰县），即皇帝位，改元“永凤”。此时，刘渊政权势力东到冀、司、青、徐、兖、豫诸州，西到雍州东部，包含平阳、河东、上党、乐平等郡。晋永嘉二年（308年）七月至永嘉三年，刘渊都于蒲子，前后仅8 个月。

汉永凤二年（309年），太史令宣于修之借“荧惑犯紫薇”这一星辰之变，进言刘渊，建议刘渊将都城迁到平阳，《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太史令宣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 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 ”于是迁都平阳。

这段宣于修之劝谏刘渊迁都的记录中体现了平阳适宜定都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蒲子交通条件与自然地理环境恶劣，不适宜长久居住，而平阳地理条件则相对较好，即所谓“坤祥”。二是平阳曾作为上古时期尧的都城，东汉中平元年（189年）南匈奴单于於扶罗将王庭驻扎在平阳，曾在平阳举办龙祠大会，兼祀匈奴族的祖先、天神及汉帝、帝尧，东汉时期当地汉人为对抗匈奴也曾建尧庙祭祀帝尧，故对平阳居住的匈奴人和汉人来说，以此为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号召力，即所谓“乾象”。刘渊遂采纳了宣于修之的建议，迁都平阳，并借助神话祥瑞的塑造，以在汾水获取一枚王莽时期的白玉玺为由，改易年号，将永凤二年改为河瑞元年。（作者李成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