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偶读魏斐德著、梁禾译《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有这样一段话：
《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
6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令我诧异的并不是作者将戴笠与诸葛亮相比，而是这段话的注释：
该诗句未被选入杜甫诗集。
须知，宋代已“千家注杜”，至清代《杜诗详注》出，杜诗文本大体定型，后世辑佚似乎仅有陈尚君、张忠纲等先生数首、数句而已。难道说数千年未能辑出，美国人魏斐德却能发现？
萧涤非主编、张忠纲全书终审统稿《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首先，我查了《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在团结出版社、新星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三个版本，这段文字处理略有差异，但具体表述未变，都是魏斐德引杜诗，梁禾出注或正文说明杜集未收。
其次，利用“中华经典古籍库”，检索了《杜诗镜诠》《杜诗详注》，没有这两句；再检索《全唐诗》，依然没有这两句；……
那这首署名杜甫，写诸葛亮的诗从何而来呢？
换个思路，不到杜诗别集或者唐诗总集里找了，直接在“中华经典古籍库”广撒网，这一搜，搜出来了，这首诗只在两部书里出现过，一是中华书局2009年版的《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 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一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的《李笠翁批阅三国志》第一百五回《武侯遗计斩魏延》。
《三国演义》，中华书局2009年版。
二者出现位置不同，但文字大体相同，前者文字如下：
后杜工部有诗叹曰：
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
虎帐不闻施号令，麟台谁复著勋名。
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十万兵。
好看绿阴清昼里，于今无复迓歌声。
并且，后来我发现很熟悉的两本书早就考证过这首诗：
1.石麟《三国演义：历史考证版》（崇文书局2022年版），第862页有此诗旁批：
历史考证版《三国演义》
此诗不知何人所作，《全唐诗》、杜甫诗集均未见此诗。嘉靖本此诗在《武侯遗计斩魏延》一则中，惟 “雅”作“迓”。
2.陈尚君教授《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5—246页：
杜、白二集皆有宋本流传，均无此诗，可知为明清间人依托。
《转益多师》
一位三国名家，一位唐诗名家，都指出所谓“长星昨夜坠前营”诗是托名杜甫的作品。我又复盘各类资料，证据大概如下：
1. 历代杜诗别集不收；
2. 历代总集不收；
3. 历代诗文评以及其他典籍中也没有说杜甫写过这首诗；
4. 首见于杜甫逝后几百年的《三国演义》。
按文献学或辨伪学技术来说，虽未能断为铁案，但讨论杜诗时，已不宜将该诗纳入范畴。
另外，陈尚君教授除这首杜诗外，还提到就在《三国演义》同一回中，署名白乐天的“先生晦迹卧山林”诗，也是伪诗。
石麟教授更全面些，指出就在这一回中，除了署名杜甫、白居易的两首诗外，署名元稹的“拨乱扶危主”“凛凛出师表”二首，也是“不知何人所作”，原因与杜甫那首道理相同。
我还好奇，除了魏斐德之外，还有谁将该诗作为杜诗？于是在各种数据库里海量检索，比较典型的有两例：
《王元化集》
1.蓝云有《如师、如父、如友，岁月悠悠忆当年》一文，回忆王元化先生，写得特别棒，曾刊载于不同图书杂志。
2.提到王元化先生最喜欢的是“杜甫写诸葛亮的那首悼亡诗”，明确该诗即“长星昨夜坠前营”诗，并提到王元化先生为蓝云诵读过，是一瑕疵。
是蓝云记错了？还是贤如王元化先生也未发现问题？抑或这首是真诗？后苗怀明教授提醒我可以查下王元化先生著述，似仍未见此类表述。
3.郑铁生《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也有这首诗，并说“出自杜甫之手”；白居易一首和元稹两首，处理方式也类似，似未发现疑点。
《三国演义诗词鉴赏》
4.其他如劳舒选编《三国说林》、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诸葛亮与三国文化》、赵卫国《〈三国演义〉的“内情内幕”》等书，也都没发现疑点，延续了该诗为杜甫所作的说法。
几相对比，反而是魏斐德著、梁禾译《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的处理方式最合适，魏斐德没发现问题，梁禾发现了，没有任意改动正文，而是出注说明基本情况。
接下来，我以石麟教授的《三国演义：历史考证版》为主，参考手头的以嘉靖本、毛评本等版本为底本的几种《三国演义》整理本排查，发现这四首外，书中汉少帝的双燕诗、苏学士《古风》、诸葛亮“苍天如圆盖”“一夜北风寒”“大梦谁先觉”等，以及嘉靖本中署名陈子昂的“古岘相连紫翠堆”诗、署名罗隐的“伤人饿虎缚休宽”诗，均大概率系托名之作。（毛宗岗父子有些贡献，把陈子昂、罗隐名字去掉了）
而根据检索可知，以上几篇作品，不少都被不同程度应用到其他书刊中，且未被当作伪作看待。那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
《三国志通俗演义》
首先，客观看待古典小说或者其他典籍中的类似问题，别轻率归为古人错误。
按我的粗浅理解，罗贯中是知道该诗非杜甫所作的，不然不会在同一回中连用杜、白、元四首署名有问题的诗，这未免近于荒诞，踩雷过于精准了。
胡应麟所说“傅古人之名而伪者”，如古人托名姜太公、张良、诸葛亮、李靖的兵书比比皆是，似可解释这一现象，罗贯中在有意借杜、白、元之名，彰显汉丞相诸葛亮之死。
其次，古籍引证，要用一手材料，别总用二手资料。很多错误都是不用原典造成的，想用杜甫诗，就老老实实去杜诗里找，别看见《三国演义》里有，就用，甚至王元化说是杜甫诗也不行，你也要查一查，到底是不是？
程毅中先生在《略谈古典文学注本的引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1期，署名崔茅）中讲：
《古籍整理浅谈》
对于引证，首先要求正确，引用书证一定要忠实于原文，尽可能保持完整。其次，应该尽可能用第一手资料，尽可能找到最早的出处。当然，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有时不可能全部占有第一手资料，在不得已而转引第二手资料时，也应该实事求是地注明来源，必要时还应注明作者、版本和卷数等。至于引证一定要目验原书，而不能凭记忆和想象，更是不待言的了。否则又怎能让读者信赖你的注释呢？
其次，在进行古籍整理时，要做到深度整理。
尤其四大名著，已经是重复出版的重灾区了，每书的基础点校本恐怕均在500种以上了，陈陈相应者众，甚至有版本张冠李戴者，不深挖的话，意义不大了。
其实，我觉得石麟教授《三国演义：历史考证版》提供了一种很好的模式，对史实、诗词、民俗、戏曲等利用旁批的形式考证。不但能纠正原书的类似“错误”，且各种注释可令读者收增广见闻之效。
《古籍整理概论》
最后，编辑也好，作者也好。真的要一些文献学意识，要让各种零散的知识形成体系，看到一首署名杜甫的诗，首先要想到的不是这首诗美不美、好不好、合适不合适，而是要想到这首诗真不真，这是根本问题。
只要有了这个意识，哪怕你没有杜诗知识储备，也会知道去追根溯源，进而发现问题所在。
前几年，笔者曾参加一次古籍整理的培训，有一节课主题是数字时代的古籍智能整理，有学员问：“如果不进行文献学训练，只学习现代技术，是否可以？”老师愕然，想了半天，说最好还是进行一些文献学训练。我想，这个答案是标准的。
想起一句老话：“《春秋》责备贤者。”以上提及的图书、文章，都是好的。唯有好书、好文，才值得讨论、商榷。
《新中国古籍整理图书总目录》
笔者以上所论，很浅薄，但希望通过这个例子，对大家读书、校书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