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深冬，朝鲜半岛的盖马高原上。
志愿军运输排的卡车陷进雪窝，无法前行，又突然遭到美国空军轰炸。
“卧倒！”20 岁的张荣清扑向身旁的新兵，爆炸的火焰窜起来。
他从燃烧的车厢里拖出三具战友遗体，左腿的伤口又裂了，血渗过绷带。
他仍然咬着牙，把志愿军遗体拖回我军阵地。
因为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张荣清受到了部队的嘉奖。
没人知道是，这个操着东北口音的战士，户口本上该写的却是 “日本福冈”。
为什么日本人会出现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
这一切，都与他的父亲有关。
1937 年，卢沟桥的枪声炸响时，他还是砂原惠，刚满 5 岁。
父亲拎着皮箱，母亲抱着他，挤在开往满洲的船里。
“去奉天，找好日子。” 父亲说。
那时的奉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烟囱插在天上，铁轨像毒蛇，缠着东北的土地。
他们住的日式住宅区，围着铁丝网。
每天清晨，他要对着东方鞠躬，背《教育敕语》。
老师说：“你们是大和民族的骄子，要帮天皇开拓疆土。”
可他总偷偷趴在铁丝网上看 ——中国劳工扛着钢轨，背上的血痕结了痂，监工的皮鞭抽下去，能听见骨头响。
火车站台边，饥民啃着树皮，孩子哭着要饭，日本宪兵一脚踹过去，孩子滚在泥里。
他问母亲：“为什么他们那么苦？”
母亲捂他的嘴：“别问，会被杀头的。”
那时他不懂，所谓 “开拓疆土”，是把别人的家，拆成自己的战场。
1945 年 8 月，砂原惠迎来人生的一次大挫折。
父亲咳着血，躺在病床上，收音机里的日语断断续续：“本土遭空袭，天皇陛下宣布……”没等说完，父亲断了气。
母亲拽着他和弟弟，挤上开往大连的火车。
满洲国垮了，货币成了废纸。
大连码头挤满日本侨民，船票炒到天价。
他们攥着空口袋，站在码头上哭。“回不去了。”
母亲说。他们流落到辽宁北镇，一个小村子。母亲给地主做针线活，一天挣半个窝头。
13 岁的他，只得去地主家当猪倌。
天不亮就起床，去河滩割猪草，冬天的河水冰碴子割脚，他得光着脚踩进去。
有次猪跑了，地主拿棍子抽他，后背的血印子半个月没消。
他躲在猪圈里哭，听见外面枪响 —— 国民党兵闯进村子，把不交粮的农民吊在老槐树上，皮鞭抽得肉溅出来。农民的孩子跪在地上求，兵一脚把孩子踹进泥坑。
那天晚上，他抱着小猪，第一次恨 “日本人” 这三个字。
如果不是日本打过来，他不会有家不能回；如果不是战争，中国人也不会这么苦。
1946 年，村里来了穿灰布军装的人。
他们不抢东西，还帮老百姓挑水。
有个连长看见他冻得流脓的脚，蹲下来，把自己的布鞋脱给他：“孩子，别冻着。”
那鞋还带着体温，他穿在脚上，暖到心里。
连长说：“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是老百姓的兵。”
他不懂什么是 “民主联军”，但他知道，这些人不打人，不骂人，还给人饭吃。
1948 年，土改的消息传到村里。工作队的人说：“雇农分地，地主的地要还给老百姓。”
他家被划为雇农，分到 37 亩地，还有一头黄牛。
土地证递到他手里时，他看见上面写着 “张荣清”—— 这是工作队帮他起的中国名字。
他跪在地上，对着土地磕了三个头。
泥土的香味钻进鼻子，他突然哭了：这辈子，终于有自己的地了。
工作队的人说：“是共产党让你有地种，是解放军保护你。”
那天晚上，他找到连长：“我要参军，我要当解放军。”
连长看着他：“你还小。”
他拍着胸脯：“我能扛枪，能打仗，我是中国人！”
其实他没说，他怕哪天再有人把地抢走，怕再有人欺负老百姓。
他想保护这份 “有地种” 的日子，想做个能保护别人的人。
1948 年 10 月，锦州攻坚战打响。
他成了侦察兵，化装成小贩，挑着担子进市区。
国民党哨兵拦住他：“干什么的？”他操着东北话：“卖糖的，老总尝尝？”
哨兵拿了块糖，没多问。
他趁机摸遍敌军的火力点，把位置画在烟盒纸上。
晚上摸出城时，被巡逻兵发现。
他跑过小巷，子弹在耳边飞。
跳进护城河时，冻得牙齿打颤，可手里的烟盒纸，攥得死死的。
当他把地图交给营长时，营长拍着他的肩：“好样的，小张！”“小张”—— 这两个字，比任何奖励都让他开心。
他终于不是 “日本侨民砂原惠”，是 “解放军张荣清”。
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又跟着部队打平津。
丰台火车站的弹药库，国民党军守得严。
他带着突击小组，夜里摸进去，用炸药包炸门。
导火索 “滋滋” 响，他看见敌军的探照灯扫过来，一把推开战友：“快撤！”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出去，胳膊被弹片划开一道口子。
他爬起来，看见弹药库的火映红了天，笑着晕了过去。
醒来时，指导员给他颁奖章：“张荣清同志，立三等功！”
他摸着奖章，心里想：以后，要立更大的功，要保护更多人。1950 年 10 月，鸭绿江边的树叶落尽了。
部队接到命令：入朝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
报名时，表格上有 “国籍” 一栏。他盯着那两个字，手有点抖。
指导员说：“外籍人员不能入朝，这是规定。”
他想起锦州的战友，想起北镇的老乡，想起那些在雪地里牺牲的人。
他拿起笔，在 “国籍” 后面，写下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