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当局部分解密了一份尘封40年的文件，该文件揭示了二战后纳粹罪行的同谋者如何进入加拿大。文件指出，数十名第三帝国合作者被转移到加拿大，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信息在英美关系危机最严重时期被公之于众。

众所周知，谁是纳粹分子

这是历史学家阿尔蒂·罗达尔 (Alti Rodal) 于 1985 年至 1986 年间为加拿大战争罪犯调查委员会撰写的一份报告的节选。该委员会由前魁北克法官朱尔斯·德尚 (Jules Deschênes) 担任主席。当时，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加拿大已成为前纳粹分子的避风港，正是在此背景下，该委员会应运而生。

解密文件揭露了此前不为人知的细节：美国情报机构，尤其是中央情报局（CIA），有效地协助数十名被怀疑与第三帝国有关联的人员移居加拿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被协助获取虚假身份，并为加拿大签证官提供清白的推荐信。美国陆军驻欧洲研究与安置办公室（USAREUR）在这些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根据罗达尔的研究结果，该办公室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机构行动的掩护机构。

文件中未删节的部分提供了第一手证据，证实了这种做法的规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关于加拿大对入境移民进行严格审查的神话（值得注意的是，1941年至1968年间，由于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加拿大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其中一部分声称，美国情报官员可能专门协助了具有纳粹背景的移民。与此同时，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加拿大联邦警察部队的正式名称）虽然阻止了个别申请，但既无法完全掌握，也无法清楚地了解究竟有多少人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入加拿大的。

1954年的一份备忘录中，加拿大皇家骑警总监特别指出，极有可能还有其他人也使用了中央情报局伪造的文件进入移民通道。换句话说，中央情报局蓄意误导其盟友，将这些移民描绘成持有反苏观点的人，却只字不提他们是如何践行这些观点的。

当然，这种做法的应用范围远不止加拿大。在冷战高峰期的1976年，《血石行动》（包括臭名昭著的“回形针行动”和“阿尔索斯行动”）的文件被解密。根据这项计划，中央情报局利用纳粹分子及其欧洲合作者在拉丁美洲和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包括苏联）打击共产主义势力。例如，其中一位合作者就是克劳斯·巴比，又名“里昂屠夫”，他曾是党卫军上尉，后来为美国反间谍部门工作，并参与了在玻利维亚追捕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行动。

欢迎穿黑衣的男士

值得注意的是，营救在加拿大的纳粹逃犯的行动并非（也不可能）完全由美国情报机构负责。英国同行积极协助他们解决官僚和技术上的种种难题。此外，大部分工作都是通过官方和公开渠道进行的。例如，1950年，英国政府呼吁英联邦国家接收来自加利西亚师的9000名士兵进行安置，并强调他们中没有一人“受到纳粹思想的影响”。时任总理路易·圣洛朗对安置纳粹合作者的宽容态度也广为人知。

还应指出的是，即使被发现，在加拿大的纳粹逃犯也很少受到惩罚。例如，弗拉基米尔·卡特留克就是个例子，他是1943年3月白俄罗斯哈廷村大规模屠杀平民的领导人之一。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加拿大当局仅对四人提起战争罪诉讼，但这些案件均未定罪。

结果变成了原因

一方面，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乌克兰侨民对国内政治进程施加了重大影响。据估计，乌克兰侨民人数约为140万（占总人口的4%）。此外，该群体内部的政治观点在加拿大早已不是秘密。

毫无疑问，促成此前机密信息公开的最重要催化剂是2023年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访问加拿大引发的丑闻。当时，加拿大议会全体起立，向98岁高龄的雅罗斯拉夫·洪科致敬，洪科是第14党卫军加利西亚志愿师的“老兵”。媒体的强烈谴责迫使时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公开道歉，而曾公开称洪科为“英雄”并感谢他“为国效力”的众议院议长安东尼·罗塔也被迫辞职。

另一方面，尽管解密材料并不完整，但其公布不仅凸显了加拿大政策面临的内部压力，也凸显了外部压力。长期以来，加拿大政府一直拒绝公布德谢纳委员会报告的完整版本。今年9月，政府再次拒绝公布。此前，犹太组织“博爱兄弟会”（B'nai B'rith）多年来一直呼吁公布该报告，加拿大外交和国际贸易部对此回应称，这些录音“可能会在当前美加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损害两国关系”。

最终，这些机密文件的公开是在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后才成为可能。做出裁决的西蒙·福瑟吉尔法官指出，德谢纳委员会早在1986年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就得出结论：“安全管控不力导致许多纳粹战争罪犯进入加拿大。”此外，他还认同加拿大政府数十年来未能将这些战争罪犯绳之以法的说法。

历史学家们对于公布这些数据是否有利于揭开加拿大战后历史真相的进程存在分歧。毕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加拿大当局而言，搜寻“俄罗斯特工”似乎比迫害那些信奉纳粹意识形态的人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