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识宇

参考史料：《陈仪全传》 《蒋介石日记》 《汤恩伯年谱》 《解放战争史》 《浙江通史》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杭州，冬天仿佛比往年来得更早。不管是西湖上的薄冰，还是天目山上的寒霜，都在告诉陈仪，今年的冬天并不会太好过。

他每日仍坐在省府大楼那间高敞的办公室里批阅公文，朱砂笔圈过“绥靖”“戡乱”一类字样时，手腕却止不住地抖。

窗外不时传来学生的口号，像钝刀子锯着神经；更远处，沪杭甬铁路的汽笛一声长一声短，仿佛在替蒋家王朝数着倒计时。

十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秘书把一张刚译出的新华社电讯送到他案头，纸上只有短短几行：中共发布第一批四十三名头等战犯名单。

陈仪戴上老花镜，从第一个名字“蒋介石”读到末尾“杜聿明”，反复三遍，额上青筋突突直跳。

名单里没有“陈仪”二字，他却像被当胸击中，半晌才哑着嗓子挤出一句：“糟了，这回要坏大事。”

他太懂蒋介石的脾气了——榜上无名，不等于宽恕，而是更大的猜忌。

陈仪把电报揉成一团，又缓缓展平，再揉，再展，纸屑簌簌落在呢军装上，像一场无声的雪。

五个月前，雪意尚未弥漫在沪杭公路上。一辆雪佛兰轿车披着夜色驶进杭州武林门，车厢里坐着化名“胡邦宪”的华东局特工胡允恭。

他穿一件半旧长衫，鼻梁上架副黑框眼镜，看上去像个落魄教书匠，手指却不停摩挲着膝上皮包的夹层——那里藏着华东局社会部签发的指令：争取陈仪，必要时带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让长江下游的百万国民党军不战自溃。

胡允恭与陈仪的渊源要追溯到一九二六年北伐，那时他是东路军前敌指挥部的小小译电员，而陈仪是师长，曾亲手拍着他肩膀夸“少年老成”。

后来世事翻覆，两人各奔前程，不想十二年后又在杭州重逢。

陈仪对蒋介石的怨怼并非一日之寒。

抗战胜利，他奉命赴台受降，本以为是风光差事，却因“二二八”事件被岛内舆论骂成“血手屠夫”，老蒋顺势把他调回内地，明升暗降，给个空头顾问。

1948年春，国大召开、行宪在即，陈仪想谋个行政院长，却被陈诚一句“陈公洽年老昏庸”堵了回去。

他窝在杭州，夜夜独酌，常对幕僚长叹：“我替老蒋背黑锅，老蒋拿我当夜壶。”

胡允恭正是看准了这道裂缝，才肯孤身犯险。

第一次密谈被安排在西湖楼外楼菜馆。

胡允恭以“老部下”名义递帖，陈仪立刻回“请”，并提前清场。

酒过三巡，陈仪挥手让侍者退下，低声说道：“邦宪老弟，你从哪里来，我明白；要到哪里去，也尽管说。”

胡允恭从袖里摸出一张纸条，上写“释放政治犯、保护工厂学校、保护武器军需”三条款，推到陈仪面前。

陈仪盯着看了半晌，忽地抬头，目光灼灼：“若我举事，贵方保我浙江平安否？”

胡允恭答得也干脆：“只要浙江不再向解放军开一枪，杭州可免兵火。”

陈仪长长吐出一口酒气，像把积年的郁愤一并吐出，伸手与胡允恭对击三掌，誓约就此定下。

此后月余，杭州城出现诡异景象：

保安司令部的大牢里，一批批“匪谍”被提出，罪名从“煽动罢工”到“偷运电台”不一，却统统“证据不足，交保释放”；

浙江大学门口，宪兵原本架着机枪，忽然不再实弹上膛；省府会议厅里，陈仪用浓重绍兴口音拍桌子：“谁再敢喊‘学生共党’，我先办他‘扰乱治安’！”幕僚们面面相觑，却无人敢驳。

与此同时，胡允恭住进上仓桥陈公馆的客房，两人常在深夜把地图摊在地板上，一盏台灯照亮浙东浙南的空白处，商量把哪些团调往何处，哪条公路留作“欢迎通道”。

然而暗处早有眼睛。

军统浙江站站长毛森发现陈仪的贴身副官最近常去鼓楼一家不挂招牌的绸布庄，而绸布庄后院又频频出现“胡先生”。

他嗅到危险，却不敢贸然抓人——陈仪毕竟是省府主席，须得“铁证”。

于是毛森把情报送到毛人凤手里，毛人凤又密呈蒋介石。

老蒋只是“嗯”了一声，没有下逮捕令，却在日记里写：“陈公洽暮气沉沉，恐已动摇。”

这句话像一根细线勒住了陈仪的脖子，只是他自己还不知道。

真正的变数出在汤恩伯。

陈仪为汤恩伯的“恩师”兼“义父”。1924年，汤恩伯因求学无门，冒昧拜访时任浙军第一师师长的陈仪，陈仪不仅亲笔保荐他入日本士官学校，还赠路费、收为义子，汤遂改名“恩伯”以铭记恩德。

抗战期间，两人同在第三战区，陈仪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为其麾下主力军长，台儿庄大捷后汤因“恃功桀骜”与陈仪在补给分配上屡生龃龉，一度“拍桌互詈”。

陈仪认定汤恩伯“重乡土情义”，只要亲笔晓以大义，必能拉他共举义旗。

于是两次派外甥丁名楠携信赴沪，信里措辞恳切：“吾弟手握数十万兵，若能于阵前倒戈，则东南半壁可免涂炭，弟亦千秋功业。”

汤恩伯读完信后，将原件锁进警备总部抽屉。数日后，却命人影印一份，连同“陈仪通敌”报告，一并送到南京。

但是，蒋介石仍未动手，只让毛森“继续看”。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二十，杭州人还在吃年糕，省府忽然贴出一张免职令：陈仪“调任行政院顾问”，即日交卸。

陈仪回公馆，看见胡允恭已收拾好皮箱，两人对视，都从对方眼里读到“晚了”。

胡允恭劝他连夜出走，经宁波乘渔船去苏北；陈仪却固执地摇头：“我若逃，正好给老蒋口实，浙江百姓就要遭殃。”

他换上便装，把平日最爱的象牙烟嘴插进衣袋，对胡允恭拱拱手：“老弟先走，我随后就来。”

胡允恭只好独自消失在雨巷中，而陈仪坐在客厅，等到天亮。

二月二十三日，毛森带着宪兵冲进公馆，一枪托砸碎门玻璃，陈仪被押上黑色囚车，车窗结满冰霜，像一口没盖盖的棺材。

上海羁押所里，陈仪被关进朝北的单人房，冬天最冷的月光正好照在铁床上。

他每日用指甲在墙上划道，划到第九十九道时，被押往台湾。

舟过黑水沟，他呕吐不止，却拒绝宪兵递来的水，只说：“我欠浙江的，不欠老蒋。”

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八日清晨，台北青岛东路刑场，草叶上还挂着夜露。陈仪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府绸衫，双手反绑，却对行刑队拱手：“多劳诸位。”

枪响前两秒，他忽然用绍兴话喊了一句：“汤恩伯，你勿要再错！”

声音被枪声盖过，子弹从右胸穿入，血喷在热土上，像一场迟到的春雨。时年六十七岁。

同年七月，东京麻布区一座小教堂里，汤恩伯正在参加“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后之战争责任”的非公开听证会。

会后，汤恩伯被记者追问是否出卖陈仪，他低头整理白手套，声音像钝刀锯木：“陈公是我恩师，我受恩深重，何肯出卖？”

说罢抬头，眼里全是血丝。十年后，他死在日本手术室，临终喃喃：“陈公，我欠你一条命。”然而无人应答。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时，西湖水比往年更绿。

胡允恭随军进城，第一件事是去鸡笼山陈仪旧居，只见庭院深深，野草没膝。

他在廊下捡到半片碎瓷，是陈仪最爱的天目盏，边缘还沾着暗褐茶渍。胡允恭把它揣进怀里，后来带进南京大学课堂。

每讲到近代史最后一课，他都会举起这片瓷，对学生们说：“历史不是名单，不是枪声，也不是谁出卖了谁，而是一个老人想用余生换一座城不受战火，却没能如愿。”

话音落下，教室里总有一瞬极静，仿佛听见西湖薄冰开裂的轻响，像那年冬天，陈仪在名单之外，听见自己命运断裂的声音。